越界剿匪:广州政府与法国在广州湾的互动

来源 :首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k101new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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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雷州匪患在1920年前后愈演愈烈,牵动殖民势力与广州政府紧密互动.1921年11月至1922年3月,粤军黄强率军纵横雷州半岛剿匪,在广州湾法当局和当地商绅配合之下,进入租借地围捕匪徒.这一“交涉的胜利”,与当时的广东政局和中法关系有紧密联系,广州湾租借地并不孤立周边地区的复杂形势之外,实力上升的华人商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同时处理与殖民管治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多方互动中谋取权力和利益.
其他文献
作为法租界的广州湾抗战时期偏安一隅,随着各类人口的大量涌入,广州湾出现了短暂的繁荣.1943年2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而当时广州湾重要报纸《大光报》(粤南版)在迁往信宜前的最后两个月(1943年1月、2月)间一反常态公开登载了一些招嫖广告,折射出战乱时期的广州湾社会奢靡、绝望与最后的疯狂,同时也透视出报纸经营者的以营利为目的投机心理.
岭南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师范教育历史的大学,多年来,岭南师范学院力图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校地合作,以达到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和进行教书育人的目的。2012年,学校为了发挥在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专门成立了地方文化研究院(现已改名为岭南文化研究院),去年又成立了粤西濒危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强化学校与地方的对接。其中,广州湾研究是地方文化研究院的一个主要工作方向,也是本校进行校地合作的重要方面
在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是一个非常年轻和可塑性很强的学术机构.2012年暑期,岭南文化研究院(当时名为地方文化研究院)在岭南师范学院挂牌成立.建院伊始,岭南文化研究院被确立为岭南师范学院三大直属科研单位之一,并内设了广州湾研究所、雷阳文化研究所、吴川文化研究所、粤西方言与文化研究所、粤西民俗文化研究所、雷州民间艺术研究所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等11个研究机构,拥有科研人员20多人.至2015年
近些年来,湛江学者通过到法国翻拍档案、推出相关译作、发表更多研究成果等方式,追踪广州湾的历史,取得的成果完全可与威海学者媲美。今后随着对法文史料的继续翻译和利用,并与法国和各国专家进一步交流、合作,一定可以使对广州湾租借地的认识更加完整、更加精确,并取得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作者所写的关于广州湾的论文并不是关于广州湾的专题论文,而是关于法国半路夭折的殖民地计划的历史。广州湾对于巴黎或当地的殖民官员来说具有双重性:既不完全是租借地,也不全是殖民地,更确切地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身份。而且由于法中两方的意见不合以及不同的利益混杂,这双重身份的天平不停左右摇摆。因此,广州湾当地以下这些问题不断,法中双方的负责人从来都没有达成长久的解决方案:中国居民的个人身份、与中国其他地方贸易
《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学术译丛》是2012年下半年立项的湛江市社科联重大委托项目,译丛原定目标是翻译出版七部广州湾学术著作和档案文献.该项目于2012年10月启动,经过课题组长达三年的艰苦努力,至2015年下半年初步完成了项目规划的全部内容.此后又经过将近一年的编辑与审校,至2016年11月,完成并出版了该译丛的第一批书目,预计到2019年下半年,本译丛的全部七本译著将出版完毕.
《白雅特城》是一部历史文献类著作,而书中所讲述的又是一系列远离法国主流文化圈,同时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发生在中国文化与地理的边缘地区的光怪陆离的事件.岭南地区原本属于偏僻的南方方言区,在与国外长期通商的过程中,这里产生了由粤语、闽语、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国内外语言混杂而来的独特交流语言.这导致本书的翻译和其他类型作品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共通的翻译原理和技巧之外,还需要更加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通过对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包括近年来新的研究资料和已经解密的印度支那总督府官方文献的梳理,发现从1898到1899年,大约有10艘法国远东舰队军舰参与了侵占广州湾的军事行动,它们分别是让巴特号、帕斯卡尔号、袭击号、狮子号、杜基吐鲁英号、笛卡尔号、云雀号、当特尔卡斯托号、孟加拉号和白雅特号.而在1898年法军侵占海头之前,则又有阿尔及尔号和精灵号到广州湾进行了勘察活动.白雅特号军舰参与占领
弗朗索瓦·莫拉日志的新颖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弗朗索瓦·莫拉日志所讲述的内容,是他们如何在通过海路抵达广州湾以前的几个月里,从北印度支那开始,组织招募和培训来自该地区华人少数民族或中国内地的华人土著兵。日志清晰地记载了法国殖民当局在镇压了安南人的第一次反抗后,试图彻底控制印度支那和东京,并以此为跳板,将殖民影响力扩展到中国南部.在法军控制了租借地之后的那段时期,法国当局颁布了官方版的规章制度,
中法“平石事件”善后交涉肇因于1899年11月12日两法军官被广东遂溪团练杀害一事.《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后,法国驻华公使毕盛以“平石事件”为借口,态度强硬地向总理衙门提出多项索补条款,引发中法双方长达数月的交涉.对于毕盛的要求,初期总理衙门措辞灵活甚至强硬地进行驳复,但随着毕盛加强要挟,总理衙门态度逐渐软化,基本接受了法方的要求.事件的善后交涉结果反映了清末时期清政府在处理中外纠纷上的弱势和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