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经贸自由化始于一九八O年代中期,除降低关税管制、积极开放内部市场之外,更表现在解除外汇管制与开放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贸决策之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依赖理论或制度经济学对于发展型国家经贸自由化的解释,本文尝试关照该过程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政治与文化驱力。本文将阐明,以外汇管制为首的经贸自由化争议,如何与台湾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议程相互交缠,使之从官僚和政治精英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内部的自由化路线之争,转变成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民粹主义斗争。经验分析方面,本文首先探讨八O年代「外汇存款飙升」的问题化过程,接着阐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台湾施加的汇率升值压力,如何与外汇管制问题产生联动关系。本文尝试论证,台湾当局以新台币汇率急速升值作为因应外汇管制的结构性问题与回应美国压力的策略,和台湾社会以中小企业外销为主体的经济现实产生矛盾,导致外汇管制议题在社会内部的全面民粹政治化。本文将特别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所长期仰赖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在台湾八O年代的民主化和解严过程中受到了重大挑战,并被置换成「党国资本主义」的议程,进而将外汇与汇率问题框架成「人民」与「政府」的对抗场域。本文最后将透过探讨此般植基于民粹主义的对抗关系,如何透过统治正当性的道德诉求,影响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包含松动对陆投资的法令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