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所进行的持续大规模的互动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我者"以外不同"他者"群体的知识。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唐帝国的自我国家观念和"我—他"关系想象(如"中华"观念)在现实的对外关系中得到了检验和校正的机会。一方面，唐帝国基于外邦诸国以遣使朝贡、派遣留学、求请经书等外交现实所传递的积极意义而逐渐强化了其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华夏"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唐帝国又由于其所主导的朝贡、册封等制度在一定范围上的失灵，而逐渐打破其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的想象。前近代国家体系中的对外传播和关系交往，为唐帝国正视自我提供了以他者多元化反馈为内容的"三棱镜"，这些对外交往中的不同实践都为建构"我—他"关系背景下中华帝国的身份意识提供了意义来源，进而客观上促使了唐代的中国能够形成更为立体、开放的国家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