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儿童负性情绪的应对方式,是情绪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情绪调节有重要影响(Eisenberg,Cumberland,&Spinrad,1998)。但关于父母自身因素如何影响其情绪社会化方式的研究却非常有限,且几乎没有研究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探讨父母在观察儿童经历负性情绪时的生理唤醒度是否及如何影响其情绪社会化行为。更鲜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二者间的调节因素。以往研究显示,亲职压力水平较高的父母,在儿童经历负性情绪时,会更少采取支持性的情绪社会化方式(Nelson et al.,2009)。综上,本研究探讨父母在观察儿童经历负性情绪时,其生理唤醒度是否及如何影响其对儿童的情绪社会化,进而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同时检验亲职压力的调节作用。89位家长(67名母亲,22名父亲)及其子女(M=8.77,SD=1.80,48名男孩)参与研究,当儿童经历焦虑、挫败和恐惧三种情绪时,多导仪记录家长心率(HR)反应。家长报告其亲职压力(PSI-SF;Abidin,1995)、对儿童负性情绪应对方式(CCNES;Fabes et al.,2002)及其子女情绪调节能力(ERC;Shields&Cicchetti,1997)。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2)显示:在儿童经历负性情绪时,家长HR与亲职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活中家长情绪社会化方式产生影响,且该影响在亲职压力的调节作用下,通过家长情绪社会化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儿童情绪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