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的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的思考

来源 :2017年三山五园区域文化认知与传播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anghaoxian198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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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朝皇家园林为对象的考古发掘,不仅是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成为园林遗址保护和规划、研究和复原、景观展示和利用的重要方式与支撑。其中,对三山五园的考古,在北京地区整个清朝皇家园林的考古中收获最多、成果最大。不过,回顾以往皇家园林的考古发掘,多是点滴的、短暂的被动性发掘,少有整体的、长远的主动性目标。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考古工作的深人开展,也不利于相关学科的广泛参与以及多学科的交流和互动。此外,鉴于三山五园在当前北京城市发展中的总体功能定位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双核”之一,且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研究院所和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因此,有必要对之前所做的相关考古发掘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并对将来的考古工作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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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园遗址是圆明园乃至国内园林遗址中罕有的遗存最丰富、格局最完整的案例之一。芝兰室作为如园主要单体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历史上多次易名改建,后遭大火焚毁,直到现今遗址考古发掘完毕,埋藏在建筑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显露。首先,芝兰室东、西、南三面环水,假山叠石环绕,视野开阔,芝兰扑鼻,环境素雅,是清代皇家园林中建筑本体和谐融于自然环境之中的典型实例之一,展现了清代帝王深厚的艺术修养与良好的审美追求,
圆明园旧藏的历代名人书画,是所有圆明园藏品中最珍贵的一类文物,是真正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发掘圆明园珍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向。如果想要对流失于海外的书画进行追讨,势必要掌握合理的方法,深入地做好文物普查工作,掌握准确的文物信息与数据。对圆明园旧藏书画的考略,仅仅是找回文物的第一步。
圆明园含经堂遗址出土一件铜制佛像(编号为H-T0918:1),发掘报告将这一器物归类为"无量寿佛".含经堂遗址出土"铜佛像"仅此一件,该铜佛像出土于"神心妙达"戏楼东宫墙外垫土中,其造型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着天冠,梳高髻,颈戴项圈,袒胸,身披璎珞.右手捧宝瓶,左手作禅定印.在莲花座底缘中间,有细线阴刻楷书"地天母"三字.器型完整,通高15.4厘米,底座宽12.5厘米,厚9厘米.圆明园含经堂遗址出
作者目睹了圆明园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参与了一些具体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回顾”,当然是指自身所经历、所见证的,这里所说的“观察”,则不单单是对圆明园遗址公园或圆明园管理处工作情况的观察,而是着眼于整个圆明园事业,立足于十年来各级领导、管理机构、专家学者、行业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传承、利用与发展事业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主要成果及经验教训,观察的对象既是有形、具象的圆明园,同时
谐趣园、霁清轩两座园子自乾隆朝始建,几经修缮、增改,至今已与原初之貌有一定差别,并且由于历代修改情况记录不全,不甚清晰,因而有必要对其建筑及所见景观按时间进行梳理。同时,结合两座园子的现状,就所见之景进行古今对比,以探析景观的变化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进而以此为保护利用中国古典园林文化遗产提供一些借鉴性思路。
新中式景观设计借鉴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自然离不开古典造园的特点框景、障景、抑景、对景、借景、漏景、夹景、添景等经典手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现代简约的元素或者结合不同的风格进行设计。除此之外,结合现代的景观元素,共同营造丰富多变的景观空间,达到步移景异、小中见大的景观效果。现代景观与古典的结合不单单拘泥于造园手法的运用,还有在色彩的运用上。中式景观设计主要选用能代表华夏文明的几种色彩,即所谓的“
作为文物古迹,颐和园具有明晰的权责归属,在战后的接收中,颐和园并不算做敌伪产业,国民党当局对颐和园的接收工作进行得比较平和,没有出现像其他有明显经济利益的单位接收时的混乱与争抢,没有陷入“劫收”闹剧。这有利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和接下来短暂和平时期的经营开展。新的事务所组织规程较抗战前并没有做出重大修改,这样的组织规程是抗战前近十年时间,北平特别市政府管理颐和园事务所经营摸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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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三山五园与皇家园林等量齐观。事实上,三山五园除了皇家园林外,还蕴含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香山名人墓群作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许多名人墓状态令人担忧,环境混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近年来,随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综合提升的不断深人,各方面条件日益成熟。应抓住时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紧密结合北京文化中心这一定位,将香山名
徐文重正是朝鲜国内务实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代表,这从其《燕行日录》中记载的内容和文字风格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作为二山五园皇家园林中先驱的畅春园,之所以首次出现在徐文重的笔下,也是有其客观原因和中朝关系大环境的影响的。从此,包括畅春园、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持续出现在朝鲜燕行使臣的记录中,或是负面,或是正面,都折射出不同使臣对清朝和中国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