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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艾滋病具有强烈的社会污名,并经常被认为是从事消极行为(不道德的性行为或滥用药物)应得的惩罚。 道德认同和共情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 但少有研究关注当受助者是HIV 患者时它们的积极效应是否仍然存在,尤其是考虑到HIV 患者是否为感染 HIV 负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