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古典经济学理论表达的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组织生产和发展经济不同,中国土地资源和煤炭能源要素投入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改进C-D生产函数,计量不同时间尺度上土地资源和煤炭能源消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定量影响,进而揭示两者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转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理论分析表明,土地非农化和煤炭消费波动趋势都与经济增长整体变动态势基本一致,并呈现Logistic曲线规律,与美国经济中低速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土地、尤其是煤炭消耗于2003-2004年间出现脱钩,并且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和煤炭能源产业转型早于新常态经济转型.(2)计量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技术效率由第一阶段(1978-1994年)的2.38提升到第二段(1995-2013年)的3.21,两阶段经济增长分别主要依靠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驱动,并且土地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很难被资本要素投入替代,而煤炭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正向驱动变为负相关,即煤炭能源正在被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清洁能源或土地、劳动和资本要素替代.(3)区域对比发现,1996-2013年间四个变量弹性系数和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东北(2.603)＞东部(1.478)＞中部(1.310)＞西部(0.991),大致呈现弹性系数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增大而增大的规律.东部地区劳动贡献度(0.663)处于首位,即为人才创新型区域;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土地贡献度(0.581)处于首位,为土地驱动型区域;西部地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0.688)处于首位,为资本推动型区域.(4)调控对策建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向人才、技术创新型转变,并且土地利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为持久,煤炭产业由于贡献度发生方向性改变而急需转型升级.因此,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宏观层面的公共政策创新应该集中在压缩煤炭消费和差别化调控主导贡献因素上(如东部重点调控劳动力要素、中部和东北部重点调控土地要素、西部重点调控资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