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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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湾九二一地震后集合住宅的重建经验，说明灾难发生后集体行动的可能与困境。政治学者对于墨西哥1985年地震的经验研究指出，天然灾害属于一种共识性的危机(consensus crisis)，因灾民对于恢复家园重建生活的目标一致，所以较有可能放下个人的私利与理性计算，参与灾民的集体决策和行动。然而，人类学家对于发生于秘鲁1970年代的地震却也证明，随着灾后恢复的时间越长，一开始可以暂时搁置的个人利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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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生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研究员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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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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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湾九二一地震后集合住宅的重建经验，说明灾难发生后集体行动的可能与困境。政治学者对于墨西哥1985年地震的经验研究指出，天然灾害属于一种共识性的危机(consensus crisis)，因灾民对于恢复家园重建生活的目标一致，所以较有可能放下个人的私利与理性计算，参与灾民的集体决策和行动。然而，人类学家对于发生于秘鲁1970年代的地震却也证明，随着灾后恢复的时间越长，一开始可以暂时搁置的个人利益将重新浮现，支配个人的行动，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两种说法呈现出灾后集体行动的可能与困境，但是却因为着重在个人层次的分析，而忽略了灾难社会中原本就已经存在的国家体制与社会动员结构。本文以国家能力与社区参与程度建立起一组灾后重建的解释架构，并以九二一地震中集合式住宅重建的成败验证架构的解释力。从九二一的经验来看，灾后集体行动的可能固然与国家所建立的诱因结构有关，但真正成败的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是否存在互信机制与凝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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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我国发生的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对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的若干地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灾后重建要以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尊重自然和社会规律，实施科学重建，以人为本，走循环经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科学发展的道路，把灾区建成和谐社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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