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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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华各族人民摆脱十年"文革"的梦魇,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同样,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伊斯兰教也开始进入一个正常发展的新时代.38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之下,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展开,至今仍方兴未艾.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同胞,还有海外侨胞,运用汉语撰写、翻译了大量伊斯兰文化类读物.这些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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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华各族人民摆脱十年"文革"的梦魇,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同样,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伊斯兰教也开始进入一个正常发展的新时代.38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之下,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展开,至今仍方兴未艾.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同胞,还有海外侨胞,运用汉语撰写、翻译了大量伊斯兰文化类读物.这些著述和译作,有力地证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和政策在中国的落实,全面地体现了穆斯林在中国大地上信仰和生活的崭新风貌,真实地展现出中国不同信仰的人们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成果.回顾38年来伊斯兰教汉语图书的出版情况,肯定成绩,分析不足,对于进一步有序推进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引导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了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具有显见的意义。
其他文献
佛家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佛教、佛法、佛学.佛教是一个信仰体系;佛法是通过系列的身心修行而达到开显本有智慧以实现生命之究竟觉醒与人生之终极关怀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由生命哲学与生命实践学组成.佛法既含有高深的生命哲学,也拥有丰富的生命实践体系);佛学是关于佛教和佛法的学术性研究.
明清回族先辈学人秉承儒学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创新的眼光诠释伊斯兰文化精髓,用中文或阿拉伯文著书立说.他们的阿拉伯语文献遗作彰显了历史上中国回族学者开启跨族群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早期河南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传入的历程、独班制的推行、经学中心的形成、经学传统的确立是几个重要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早期经堂教育的传播模式及地方化过程中的具体形态.
以西北沿黄回族聚居地区城镇商业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为基础,对地区集贸市场商贸流通产业回族从业人口特征以年龄、家庭、受教育程度、择业原由、从业时间等为要素进行分析,辨析西北沿黄回族聚居地区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基本特征.同时,针对回族从业人口的商业经济特征要素进行分析,认为西北沿黄回族聚居地区城镇商贸流通业是推动地区商业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也是推动地区经济活跃,提升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最基本动力.
苦芦湾人是甘青地区的一个以历史记忆认同维系的地域性人群.苦芦湾人在建构地域人群历史和认同的过程中,采取了口述、家谱、碑铭等多种方式,以及联族过程中现代化媒体的应用等,能够展现"苦芦湾"家族的认同模式,而以历史记忆维系的地域性人群的认同建构尤为值得关注.
东干人指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由中国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移居中亚的中国回族移民及其后裔,其伊斯兰教的发展呈现出移教、祛魅与复魅的变迁历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其伊斯兰教形成了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具的特点,对宗教现代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要求文化的"多元融通".中国儒、佛、道文化都分别有"和合共生"及相似理念,而中国的伊斯兰教对这一思想也有贡献.中华民族要为世界和平提供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明末清初"以儒诠经""以儒释伊"的做法——作为"客位文化",与中国的"主位文化"相适应,进而相互包容、吸收."文明的交流","文明的融通"是必然的、可能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同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漫长的过程.当下有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教派的话语,并没有固定化、一体性、整合性的模式,包含了多民族中国的中国化.其要点在于穆斯林根据所在地域的文化,采用适合本土的方式呈现、理解、解释伊斯兰,而不是去宗教化、去伊斯兰化.已有的中国化成果是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智慧.国教相依,爱国爱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础.在解释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观察外显宗教文化符号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内在的精神和气质.
宗教艺术基于具象的艺术手段将复杂的宗教理论展演开来,使不同认知层次的受众得以领会其中的意义.对伊斯兰教宗教艺术的象征人类学解读,有助于研究者分析伊斯兰教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实践跨宗教对话和地方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分析T拱北砖雕中出现的"壶"形象,尝试抽象出作为伊斯兰教地方化现象的"回道对话"之逻辑,即符号借用和象征重构.
清末之前,河南回族经堂教育在"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的影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清末民国时期,在经学人才本地化、十大经学重镇支撑、教学制度革新、不同学派争鸣等有利因素作用下经堂教育经过快速发展后进入繁荣期.河南回族人口的增加、经济的活跃、民族意识的强化、清真寺的增多为经堂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内部动力,而社会过渡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的文化氛围以及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等外部条件也加速了经堂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