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不仅为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本格局，城内各“坊”的名称也有二十多个被明代所继承。元末熊梦祥《析津志》，首倡元初大都城以《周易》“大衍之数五十”为依据设置“五十坊”且由虞集命名之说;清乾隆年间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将《析津志》的上述观点与《元一统志》对大都坊名语源的解说混合编排在一起，造成了二者似乎恰好可以相互印证的错觉。在这两部志书都已经亡佚的情况下，《日下旧闻考》的征引进一步强化了后来者对《析津志》说法的信赖。即使个别细心的研究者觉察到《元一统志》解说的坊名只有不足“大衍之数”的“四十九”个，也只是怀疑可能是在文献刻印抄录中遗漏了一个所致。这个错误自元末《析津志》开始，迄今已延续了六百多年之久。元大都的城门与坊的命名，有很多来自《周易》等经典，显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尽管古代经学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有所差异，但“四十九坊”的设置恰恰准确体现了元朝的翰林们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完整理解，《元一统志》的记载也丝毫不曾缺漏某一个坊。此外，《元史.虞集传》显示，在纂修《元一统志》以及翰林院拟定大都坊名的至元年间，虞集尚属少年，因此他绝非元初各坊的命名者。到元代中后期，文名远播的虞集在担任大都路教授期间很可能修改了部分坊名，《析津志》的记载应当有它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