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文中对出土文献清华简《管仲》的内容进行考释,进一步从文字翻译、原文释义等方面展开探讨,为全面认识《管仲》提供参考。
【机 构】
:
濟南大學出土文獻舆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出 处】
:
第六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中对出土文献清华简《管仲》的内容进行考释,进一步从文字翻译、原文释义等方面展开探讨,为全面认识《管仲》提供参考。
其他文献
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羅”卦,“羅”通“離”,对应传世本中的離卦.離卦描写的是日食发生前后的情景.首先,从语言学的层面分析,“羅”在卦爻辞中当取“明亮”之义.然后,通过对羅卦整体语境的分析发现,羅卦围绕日食展开,卦爻辞讲述的内容就是日食发生前后的情景.此外,从《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古人视日食为天之灾变,预示大难临头.日食发生时,人们击鼓、祝颂、献牲,祭祀天地神明,祈求驱灾避祸.这些
敦煌变文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诗性精神:变文舆画卷的特定关系造就了中国小说鲜明的画图叙事特征.变文图像化的情境安排营造了讲唱的氛围,延续了中国诗歌展现性灵的一面;变文画卷的展示以群像的形式出现,表明小说傅奇故事为多个傅奇性的单个故事的组合;变文叙事神秘性造成的隐喻,赋予了小说神秘的暗示舆寓言诗一般的讲述方式,熔铸了中国通俗小说归於彻悟之魂,造就了小说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在变文所启示的白话通俗小说中,蕴
汉代乐府机关对四方歌谣的加工,总体上是围绕“歌”与“诵”这两大功能展开的,由此形成了“传辞”与“传乐”的两种方式和“乐辞本”和“文辞本”两大乐府文本系统,乐辞本以“乐志”、“乐录”传播为主,主要作为音乐演唱的脚本,文辞本则以满足“夜诵”而生,后来成为文人阅读、传钞的案头本.无论“乐辞本”还是“文辞本”都不同程度地经过官方的加工和翻写,现存汉代四方民间乐府的体式结构基本一致,当是各地方言俗语被翻写成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对于词学之研究至关重要,不管是探索词史之演进还是词学之技法.于技法层面,敦煌曲子词作为民间词有着其区别于文人词突出之特色.其擅用叠字,擅写重字、重句,对于情感之表达,叙事空间之拓展有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乐府继《诗经》《楚辞》而起,有着独特的地位,历来是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20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已成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受此影响,汉乐府研究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考古发现的简牍、封泥、汉画像石等给汉乐府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极大地推进了汉乐府的研究,使其在乐府机构设立时间、汉乐府演唱文学、汉乐府职能、汉乐府发生来源、汉
上甲微是商代先王之一,功劳卓著,但书阙有间,今人已不能得其详,对其研究也很不重视.笔者在传统文献的基础上,借助出土的简帛文献,通过考辨来还原上甲微的本来面目,以使人们对《天问》和上古文学中的相关问题有更深刻认识.
学界对近几十年出土大量地下文献中的乐论思想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上.郭店简方面主要是对《性自命出》与《乐记》进行对比研究,进而探讨《乐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以及其中的乐教思想.上博简方面主要讨论《孔子诗论》第一简“乐亡隐情”的释义.清华简方面主要是对《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三组乐诗的诗乐思想进行研究.此外,学界也对其他一些出土文献如出土乐器铭文进行了探
道家文献散佚严重,其侥幸传世的文献中亦多有被断为伪书者,这给道家散文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近年来大量出土简帛的发现为先秦道家散文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的文献依据.借助学界对出土道家文献的研究成果,利用这些新出土的道家散文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可以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先秦道家散文在文本内容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文学史地位及在先秦散文史重构中的重要意义.
商至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经历了内容和形式的大发展,其体式和用语都渐趋定型,其中“祈祝式”更具有相对核心的地位.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属于典型的祈祝式铭文,其内容和结构极为普通,但语言样式却极富特殊性.此铭不仅句式整齐,而且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其词汇也有明显的造语性质.这种特殊性足以体现作者对既有铭文体式的深刻掌握,同时也反映当时不同文类之间的交互渗透,是文学成熟和进步的表现.铭文的文学化提升或
“因”有因循之义,“贵因”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思想.贵因,推崇因循自然,讲究顺势应时.司马谈论“道家”有曰“无为而无不为”、“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由于黄老学派思想在汉初的盛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论的“道家”其实是指“黄老思想”.司马谈以上所论就是黄老学派的思想特征,而“贵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