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思想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趋于统一，唐宋八家之文成为人们晋遍学习宗尚的对象，而在八家之中，欧阳修的古文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许多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乃至出现“知欧阳，不知昌黎”、知欧阳，不知司马”的现象。这种对欧文的极端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攀拟效仿，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人对此作出了批评，但却不免矫枉过正，乃至将今文之弊完全归咎于欧阳修，认为他的古文全无古意，开今文从俗卑下之绪。这种评价上的两极分化表明，虽然此时文坛已经确立了以唐宋古文为效法对象，但对唐宋古文的具体看法和认识还存在分歧，以致古文创作领域出现了“文体虽正而文法空疏”的现实矛盾。 有鉴于此，戴名世、方苞开始强调“文法”，尤其是方苞提出了“义法”说，他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对古人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初步构建的桐城文派理论体系中寻找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