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林的教育史学叙述别开生面,在坚持以公立学校教育为关注中心的同时,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叙述,贯彻批判性历史思考的立场,呈现了美国教育史的另类解释和面相.斯普林的叙述选择背后另有个人动机与价值指引,叙述谋略尽显史家美德和胸襟;留给教育史学人诸多治史启示.斯普林的叙述选择折射出了史家的生活智慧与政治谋略。斯普林高调的宣扬批判性历史思考，并在其作品中开篇专章叙述，有难以言说的良苦用心。斯普林对意识形态操纵概念的运用与表达有自身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的支撑和左右。斯普林对其作品教科书的定位有目标受众影响的意愿和渴望。史家著史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斯普林也不例外。不过可贵之处在于，斯普林明确告知自己的阐释观，并留给和期待读者作出自己的对错评断。足见斯普林的“端正心术”的史家美德。虽然其布局谋篇和史学思维指引也有个人动机和价值偏好，但不随波逐流于强势话语，甘为弱势群体、边缘文化发声以追求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平等，是为史家的“恢弘胸襟”。这是教育史家的学术良心，乃至在一定语境下的学术勇气。至于斯普林教育史学无可避免的偏见，或许应该给予必要的宽容与理解。毕竟我们平常接受的教育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平常所接受的教育史文本，只是多种可能性中可选择的一种。因为教育史学家的个人偏见在教育史研究中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偏见部分是文化的，部分是个人的。说到底，斯普林教育史学也是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之中的，需要在历史对话中不断更新。更何况斯普林己经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体性，并难能可贵地对这种主体性作了必要的节制。至少，他狡黯地履行了告知义务。在美国，斯普林运用了他的叙述谋略，作出了他的价值选择，展示了他偏离中心的另类存在。这激起我们无尽的思索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倍难思量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