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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指出，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关于顺治驾崩、康熙继位的报告是份具有奠基价值的史料，提供了许多不见于中国文献的细节，因而在质的方面补充了浩如烟海的清朝档案，由此可见在华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史料之重要性。作者还认为，在华许多外国传教士在明、南明和清朝廷有官品，是身经明清鼎革风云的时人，他们以西方文字较客观地记录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留下了很多史料。鉴于其历史性及由此产生的重要性，他们留下的各种史料不应被视为外国资料。如同满文史料毫无疑问被视作中国史料那样，这批在华外人的时闻遗墨完全可以归为中国史料之一种。因此，建议系统整理翻译以外文撰写的中国史料，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为清史研究开拓新的概念、视野和空间，对新清史的编写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