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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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收集我国询价制度参与各方的估值、报价和申购量等一手资料,对2009年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的询价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梳理,详细地分析了承销商和询价机构的行为特征.结合这些行为特征,本文还对“三高”现象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尽管询价制度的缺陷使得承销商利用询价机构报价区间上端的噪音值抬高了新股的最终发行价格,但是询价机构报价水平相对于行业平均估值水平偏高才是高发行价和高市盈率的主要原因;在当前行业平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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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市国定路777 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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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收集我国询价制度参与各方的估值、报价和申购量等一手资料,对2009年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的询价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梳理,详细地分析了承销商和询价机构的行为特征.结合这些行为特征,本文还对“三高”现象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尽管询价制度的缺陷使得承销商利用询价机构报价区间上端的噪音值抬高了新股的最终发行价格,但是询价机构报价水平相对于行业平均估值水平偏高才是高发行价和高市盈率的主要原因;在当前行业平均估值水平下,高超募比例则主要由过高的新股发行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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