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做人的风骨和节操贯穿在他的一切学术研究上，还可用两句话概括:从实际出发，充分掌握材料;独立思考，有所发现。因而能经得住风浪的颠簸和历史的考验。尤其在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必须占有足够的第一手材料，有担负责任的勇气。那位教授离开任先生的“理学是宗教”，短缺的正是这两个方面。具体不谈了，对照“文化大革命”和风头文人的所作所为，读读鲁迅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大体可以理解任先生将儒学称为“儒教”的原因，以及他对“理学”一“新理学”的反感了。任先生特别下力搜集整理古籍和保护古籍，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当作古董的收藏，而是为自己更是为他人进行研究积累和准备条件。任先生教学生的第一步，是学习查寻资料，标点古文，用白话文翻译古文。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基本功，也是硬功夫。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唯物论。但仅停留在这个水平，只能是文献整理。文献整理也需要研究，但还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研究。思想史的含义，是揭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性格的人物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当时条件下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作用和历史地位。因此，若仅停留在资料文献上，仍然是不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使用和把握这些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发现它们的内外联系，达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对今人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