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认识 确保志书质量

来源 :新时期地方志理论与编纂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anzhenw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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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工作都要讲求质量,质量有问题或者质量较差不仅会影响工作的成效,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修志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志书的质量更为重要。本文介绍了志书质量的评判标准,提出了确保志书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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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令人眼花缭乱的492个窟洞繁复慑人的壁画与尊像之中,其实直接体现佛教“空”的含义:在不同的缘起之下,会表现不同的果相。于看似不同外貌的果相背后,总有导致其表显的原因;其因果关系或许极其隐晦,但也必然有迹可寻。如史先生言,禅宗顿教在敦煌地区导致金刚经变的兴废,此概念可令人们开始绘制金刚经变;后来又因同一概念而使金刚经变销声匿迹。毕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然是“现象”或
本文通过分析历来对“嗢末”藏文对音的研究,得出“嗢末”应是vog ma的译音,为了证明此观点,汇集敦煌古藏文中有关吐蕃各阶层相对应的名称。
8世纪中叶的敦煌(时称沙州),是一个各种宗教集之所,除儒、释、道之外,景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十分流行,敦煌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善国神乡”,宗教祭祀活动频繁而隆盛。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崇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持续发展。佛寺比前代增多,开窟造像频仍。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人,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来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古藏文写卷发现已过去了100多年。由于该写卷对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多年来吸引了国内外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int)和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对敦煌卷子进行了分段译注,并于1940-1946年在巴黎出版了《敦
关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早先就被拉露、戴密微、杜齐、石泰安等欧洲学者所关注①,之后,在日本以上山大峻为首的几位日本学者积极探研,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发表了数十篇突破性的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了有关中国禅宗与西藏佛教间交往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历史状况。本文对这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并进一步探讨有关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敦煌在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寺院籍账等文书中家具的资料较多,尤其南方输入的漆器不论数量,还是种类为数不少。而介于家具边缘的较小的日常生活木质用品器皿种类也很丰富,其种类有盆、盘、碗、樏、杯、碟等,数量颇多,据此也可看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地区小器皿包括漆器类用品的交流情况和使用概况。唐代中原乃至西蜀和江南地区的漆器制造,经常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河西包括敦煌和西域地区,并影响当地的漆器等器皿的制作技艺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居易所作的《缚戎人》一诗,是他众多作品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国内已经有不少独具慧眼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入手,对这一不可忽视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精辟的研究。清末民初人杨钟曦先生《雪桥诗话》、近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已经进行了精深的研究。2001年,赵其钧先生《试为自居易一辩—兼谈陈寅恪先生对该诗的看法》一文,就对元稹、白居易同题之作《缚戎人》加以辨析,提出了一个与陈寅恪先生不同
摩诃衍与吐蕃僧诤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吐蕃赞普邀请摩诃衍人藏传播汉地禅宗。摩诃衍所宣扬的汉地禅宗摈弃了印度佛教艰深的佛教义理和繁琐的修行仪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禅修方式,适应了吐蕃普通民众了解与修习禅法的愿望。因而,其入藏不久便有不少信徒追随其后,而原来在藏地盛行的印度佛教反而势力日衰。本文介绍了靡诃衍禅法为敦煌佛教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以及摩诃衍在藏地的影响和藏族禅思想与摩诃衍禅法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群体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获得的共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它们是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独特的性格和素质,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这个群体,或这个民族的兴衰成败。本文分析了地方志在先进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发挥方志功能,反映先进文化的建议。
修志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编纂过程中,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提高烟草志编修的质量,有些环节应引起重视。本文就如何提高烟草志编修质量这一问题,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