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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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重视图书刻印和收藏,“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缺乏底本和善本,官刻发展便无从谈起.自宋着力统一战争伊始,便注重对收复地区图籍的收纳.太祖乾德元年(963),平定荆南后,便“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四年(966)五月,将孙逢吉所上伪蜀图书付史馆;开宝九年(976),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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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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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重视图书刻印和收藏,“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缺乏底本和善本,官刻发展便无从谈起.自宋着力统一战争伊始,便注重对收复地区图籍的收纳.太祖乾德元年(963),平定荆南后,便“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四年(966)五月,将孙逢吉所上伪蜀图书付史馆;开宝九年(976),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送史馆”.“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亦多修述”,丰富的江南及川蜀地区典籍,为日后大规模官刻刊印行为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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