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贵州,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也随之带来了西方建筑文化.贵州是近代为数不多没有通商口岸的省份,属典型的内陆地区,西方建筑与地方传统建筑的融合及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之处.根据建筑风格影响者的不同,本文将分为植入式、吸收式和创新式三种,并对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进行了梳理. 植入式近代建筑以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建筑为主，建筑风格的主导者为传教士，发展时间段以1840年至1898年为主，部分建筑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植入式建筑以满足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功能为主，有天主堂、福音堂、修道院、教会学校等宗教建筑。为了让传教活动便于大众接受，缩小中西文化的差异，传教士在主持修建教堂、学校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西方教堂中国化，但众多的宗教规制和仪式又使得建筑必须符合西方宗教文化的要求。因此，此类建筑最大的特点为外观上尽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如牌楼式大门、楼阁式钟楼、青瓦顶屋面、传统吉祥图案灰塑等；建筑内部尽量满足西方宗教建筑的规制，如巴西利卡式平面布局、穹隆顶、哥特式彩色玻璃尖窗、哥特式祭台等；建筑结构以穿斗木结构、砖木结构为主，部分建筑采用了与中国传统梁柱结构不同的桁架结构。拱券结构并不多见。此类建筑以天主堂为典型代表有贵阳北天主堂、石阡天主堂、湄潭天主堂、黄平旧州天主堂、贵阳六冲关小修院、贵州圣心修女院为代表，其他如石门坎光华学校等教会学校也有一些特点。 吸收式近代建筑以清末民初的民居、公馆等居住建筑为主，建筑风格的主导者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主动求新的房主，或为”西风”建筑影响而非刻意追求的建筑工匠。此类建筑发展时间起于19世纪70年代，盛于至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延续于20世纪40年代，是贵州数量最为庞大的近代建筑。吸收式根据西方建筑元素的多少分为“部分吸收”和“全部吸收”两种。1874年，贵州各民族咸同起义相继平息，清廷采取了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贵州经济很快有了复苏。西方建筑文化也随之深入贵州，首先对民居建筑造成了影响。一些商贸重镇，如贵阳、安顺、贞丰、安龙、兴义、郎岱等地，民居建筑上逐渐出现了拱券窗、拱券柱廊等西式建筑的元素。这类建筑不管是平面布局、建筑结构，还是建筑装饰均以地方传统建筑元素为主，如贞丰和郎岱商贸民居、六枝岩脚田家大院、兴义刘氏庄园新宗祠等。吸收类建筑中还有大量的“洋脸建筑”，如习水土城船业工会旧址、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安顺彭汉章府邸等。同时，吸收类建筑中还有留学归黔人士因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主动在建筑上有所体现，如普定营盘袁氏民居和六枝岩脚龙幼安宅。 吸收类建筑中比较典型者为“公馆”建筑。1911年至1936年，贵州军阀纷争，贵阳、遵义、桐梓、兴义、安龙、天柱等地，各大小军阀纷纷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官邸建筑，即俗称之“公馆”。此类建筑以拱券柱廊为重要标志，类似于所谓的中国早期“殖民式”建筑。贵阳王伯群故居、遵义柏章辉公馆（即遵义会议会址）、安龙袁祖铭故居、桐梓侯之担公馆及周西成太极楼为其典型代表。 创新式近代建筑以公共建筑和部分居住建筑为主，建筑风格的主导者为政府部门和接受西方建筑教育的建筑师。此类建筑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1949年。1935年4月，王家烈调离贵州，标志着贵州二十多年的军阀统治结束。此后，贵州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建筑行业的建立、规范，使西方建筑文化也从单纯的植入、吸收方式向主动学习之后创新方式转变。1937-1945年抗战期间，贵州出现了大量内迁的厂矿、学校的生产生活建筑。1940-1949年间，贵阳地区设计兴建了一批反映当时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新形式的公共建筑，有建于醒狮路（今科学路）的省特产陈列馆、图书馆、艺术馆等建筑群；有建于中山西路、中华南路、原省府路的贵州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农民银行等金融建筑；有六广门体育馆、南明小区内的贵阳实验小学、小十字贵阳电影院等文体教育建筑。其他还有花溪公园、贵阳南明河畔西式别墅群等。此类建筑现存较少，以大方航发厂办公楼和蒋介石下榻处、贵阳牟廷芳宅、花西西舍为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