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传统经济模式、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等三种模式，循环经济模式也称为全过程治理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可以借鉴美国学者托马斯·S·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来探讨和研究循环经济范式替代末端治理范式的问题。通过比较两种范式，可以发现二者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一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重估。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加工资源来开发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源列为最重要的资源形式，承认其维生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精神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源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二是不同生态伦理得到整合、提升。循环经济范式整合，提升了“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三种生态伦理观，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三是对生态阈值的研究得到深化。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认为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在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的存在予以了肯定，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条件，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并确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四是对深层生态学的研究与追问。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在自然观、价值观、技术观、经济观、社会观等方面有本质区别，而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层生态学，它不仅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们理解和诠释生态问题提供了有效营养。天人调谐是中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中国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发展循环经济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思价值观念，重建生态伦理，建立循环经济，发展循环型社会的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