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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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汲取各种思想资源,为如何塑造国民道德、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找寻出路.吴雷川在抗战期间写作《墨翟与耶稣》一书,认为墨子和耶稣分别标举着中西历史上的完人,国人当以此为榜样,重建道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好准备.事实上,墨子的人格示范并非吴雷川独举.墨子人格早在先秦诸子已有提及,及至民国,研究者更是在充分赞赏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将墨子的人格作为榜样性力量来提倡.而耶稣的人格典范性,西方神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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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汲取各种思想资源,为如何塑造国民道德、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找寻出路.吴雷川在抗战期间写作《墨翟与耶稣》一书,认为墨子和耶稣分别标举着中西历史上的完人,国人当以此为榜样,重建道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好准备.事实上,墨子的人格示范并非吴雷川独举.墨子人格早在先秦诸子已有提及,及至民国,研究者更是在充分赞赏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将墨子的人格作为榜样性力量来提倡.而耶稣的人格典范性,西方神学史也多有论述.问题是,在吴雷川所处的当时社会中,人格榜样真的能重塑国民道德吗?举现代心理学的道德养成论之一隅考察人格榜样的有效性,即可知人格榜样对道德的有效性影响所需之条件在当时社会并不具备,因此,吴氏的微弱呼声很快被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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