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为1920年代的梁启超建立了两个解释模式：一为「学术」二为「晚年」。因此，在相对于人生前段丰富的研究而言，梁启超自北洋政府下野后的情况，则较为学者所忽略，其少量的研究又以「晚年」与「学术」两大预设以及五四与民国史架构为出发点，梁氏真正的人生观与计划遂被掩盖。本文认为，所谓「学者」是建立在梁氏「政治不正确」且成王败寇下，政治活动为人所隐晦下的解释，其中特别以国民党褒扬梁启超一案作为「学者」形象确立的标志。然而这「学者」形象与当时梁氏受到北大知识分子排挤的「政客」形象形成相当明显的矛盾。至于所谓「晚年」，则是学者以后见之明逆推梁氏由逝世到北洋政府下野的十年，并将梁氏的死亡视为一连续的病例所造成。然而这与梁氏本身对其身体积极乐观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最后，藉由回到梁启超身处的历史处境与生命处境，并将焦点集中于梁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给予响应，由此可见在后见之明所谓「晚年」以及「学者与政客」的二元对立下，梁氏其实抱持的是相当积极乐观的态度。梁氏以「尽责」作为对其处境的响应，而不仅是局限在政治与学术的二元分立框架中。从梁民的例子可以了解，不论是主动参与「政治」的欲望或是被动受「政治」的影响，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政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