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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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作为社会角色的基础来自于律师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我国，事关律师职业身份的这一最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明晰。长久以来在中国，作为维护私权、旨在实现其所代理的客户利益的律师，似乎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并无关联且相去甚远。律师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事实上，基于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很多国家中，除了法律援助这种直接由政府负担的免费的法律服务项目以外，律师无偿公益服务也是一种体现形式。而目前在我国，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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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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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作为社会角色的基础来自于律师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我国，事关律师职业身份的这一最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明晰。长久以来在中国，作为维护私权、旨在实现其所代理的客户利益的律师，似乎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并无关联且相去甚远。律师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事实上，基于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很多国家中，除了法律援助这种直接由政府负担的免费的法律服务项目以外，律师无偿公益服务也是一种体现形式。而目前在我国，在有着数目庞大的法律工作者队伍和三大诉讼法关于公民代理及辩护的规定前提下，没有国家权力的依托，法律服务既非公共物品，律师职业也势必不会与社会公益发生甚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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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轻微犯罪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司法手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社区矫正是轻缓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社区矫正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加以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前中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假释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在运行中也必须贯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样才能更大程度上发挥假释制度的功效，促进受刑人员改恶从善，减少刑罚的负作用，化解矛盾，防卫社会。本文对当前假释制度在运行当中是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调查分析，主要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及清河监管分局1998年至2005年所押罪犯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处理的法律及刑事政策，并对国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及相关做法进行了概述，最后从非刑罚化处置、非监禁化处置、前科消灭制度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和谐社会语境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运用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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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至今已经2年多，我国的司法鉴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继续改革来解决。应当进一步实现司法鉴定机构的社会化，将侦查机关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从侦查机关分离出来，统一纳入国家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管理，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通过标准化进行质量控制是解决司法鉴定问题的关键，应当引入IS0/IEC17025标准。应当实现司法鉴定过程的公开化；司法
近年来，许多法院努力提高调解撤诉率，把它作为衡量法官工作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其目的在于实现一种以调解占主、以判决为辅的法律解决机制。这项司法政策不利于培育法官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不利于培养法官的法律信仰，将严重削弱法官的依法办事观念。
自改革丌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服务体制经过三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法律服务体制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对于法律服务在契约性和公益性上如何侧重，法律服务供给主体的多种类型以后如何抉择，法律服务市场化的规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最新修改的律师法作出了相应的回应。然而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如律师和公证员以外的法律服务主体何去何从？如何加强地方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财政责任？其他相关法律何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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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第十二条正式在法律中确立了早已存在的兼职律师制度，但在律师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兼职律师制度在我国并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具有弥补法学教育实践性、完善律师群体结构以及提升发挥法律人才“沉淀成本”等诸多功能。无论从历史角度、反面角度、正面角度、域外经验角度以及本土角度来看，我国的兼职律师制度都是有存在的广泛空间的。该问题的争论，凸显了法律资源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法律共同体的职业选择问题、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