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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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因刺桐港而享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有一千多年的古港历史.自古享有"东方第一大港" "四海人文第一邦"等盛名.泉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历经了史前闽越文化的基因萌芽期,秦汉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期,唐朝五代的形成期,宋朝与元朝的鼎盛发展期,明朝与清朝时期西洋贸易冲击与华人华侨迁徙的影响期.
其他文献
2008年10月,张家港市骏马农林公司内因花卉种植翻土暴露出大量瓷片及砖石遗迹;经调查后确认了这处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遗址,因遗址紧邻黄泗浦河道,故名黄泗浦遗址.通过考古工作,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生产生活遗迹和遗物,真实再现了其时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确认了黄泗浦遗址唐宋时期的港口集镇性质,其范围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出土瓷器之多,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较为少见.因遗址位置与文献记载的鉴真东渡起航地契合,发掘
近代口岸城市开港通埠后,城市经济在延续传统格局的基础上,也产生了诸多变化和发展的新气象.这些变化昭示港口城市不可避免地要步入现代化的轨道.本文以福州港为例,以西文文献记录为主要观察视角,考察近代港口城市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如何呈现出一种变化格局和因应发展的面貌.
聚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了解人地关系的"焦点".在世界上,大江大河带动了北纬30°聚落文明的发展,而三峡地区因地理环境的差异,早期聚落发展相对滞后,但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聚落文化,并成为区域文明研究的重要标本,其形成机理值得深入探讨.
2010~2012年,安海镇水心亭码头附近的鸿海小区工地出土一批陶瓷器,不仅包括福建汀溪窑、义窑、德化窑、磁灶窑等,还有一批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广东窑,甚至日本有田窑的产品.这些陶瓷器对研究海安港的交通、贸易史有着重要的物证意义.
位于中南半岛南端的暹罗(泰国)很早便与中国有海贸来往,入明以来更加频繁,现遗存在广东东莞的《却金坊碑》和《却金亭碑》两方明代石碑便记述了明嘉靖年间暹罗国人奈治鸦看率商舶来华贸易,船入广东,停泊东莞澳口,时任番禺知县李恺目睹夷商费浩获微又受税务官员刁难卡要之苦,于是提出更制设规建议,简化暹罗商使入关手续,遏制了中方官员贪滥犯禁,之后又拒收暹罗商使百金酬谢的故实,是明代海贸实况和市舶政策的一方缩影.
笔者通过分析广西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和销售,并谈及其运输路线.北宋早中期瓷产品为内销,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既有内销,也有外销,内销既有本地,也有外地,其中以西南为主,产品主要为青白瓷,外销则主要为越南和中南半岛;南宋晚期至元初,瓷器销售以青瓷为主,但仍存在外销.总之,广西宋元瓷业生产和销售既与交通有关,也与宋代商品贸易政策及人文环境有关.
庆安会馆位于奉化江、余姚江、甬江汇合的三江口东岸.又称"北号会馆",是甬埠行驶北洋的舶商航工聚会、娱乐以及航运行业日常办公、仪式的重要场所,为我国"七大会馆"之一.又名"甬东天后宫",是祭祀妈祖的神殿、妈祖文化的载体,为我国"八大天后宫"之一和浙江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天后宫.2001年6月庆安会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庆安会馆作为中国大运河(宁波段)核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为官方实录,记载了2艘宁波商船孙合兴商船、"顺茂号"商船的海洋贸易史料.宁波商船的船主跟船交易,商船中选用经验丰富的年长人员担任舵工(船长),父子兄弟有时同为船员,往北方输往茶叶、酒,运回红枣、粉条等物产.同时宁波海商、船员还搭乘福船,赴日本从事海外贸易.此外,还对宁波商船的货物价值、船员信仰佛教、商船失事后焚烧船材取出铁钉带回等进行探析.
登州港是国内重要的港口遗址,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遗址出土了宋元明清全国多个窑口的瓷器,是研究中国陶瓷贸易运销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晚唐至宋,随着陶瓷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政治格局变迁,到北宋中晚期,登州港已经是北方瓷器行销中转的重要港口,起到了政治交往的作用.元代登州港是高丽对华交流重要通道,在南北陶瓷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宁波出土的羽人划船纹青铜钺在越南和日本也有类似器物出土,且宁波出土的羽人划船图案是日本、越南同源图案的源头,图案中细长的鸟首形船是越人惯用的船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辟者海上的越人,向广阔的太平洋、印度洋扩展,向北到达日本,向南到达南洋,还从海岸来到内陆,他们的分布中心就是中国的东海,古人早已提出宁波是中国南北海域的分界,正是地理原因决定了宁波在中国海域的枢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