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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在相关档案资料基础上对甘肃统捐做一论述,对其开办、组织机构、局卡设置、收支及运行状况做一考察,并结合当时甘肃社会状况,分析统捐与晚清甘肃社会变迁的关系.
晚清甘肃统捐初探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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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在相关档案资料基础上对甘肃统捐做一论述,对其开办、组织机构、局卡设置、收支及运行状况做一考察,并结合当时甘肃社会状况,分析统捐与晚清甘肃社会变迁的关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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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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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博士生论坛——中国近现代史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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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期
其他文献
秦汉戍卒赴边时由地方官吏带领，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赴边以步行为主，有车辆随行运载物品。行军速度似也有一定的规定。戍卒行军时的饮食供给或费用由国家提供。戍卒赴役途中携带一定的食物、衣物，兵器一般不带，而是在达到边郡後再由边郡配给。边地戍所遗有迎接戍卒的工作，戍所官吏引领戍卒到达戍所。戍卒从此开始了在边地的屯戍生活。
西汉时期黄金屦屡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主要用於赏赐、贸易、纳贡、罚金等方面。秦汉时均以黄金为上币，肯定了黄金的高品位货币地位。但是自东汉起，史籍中关於黄金的记载渐次减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见的使用记录更是有减无增．从资料显示，东汉以至整个魏晋南北朝，黄金在货币体系中始终都不具主导地位。赵翼《廿二史劄记》“汉多黄金”条，列举了诸多例证，用以突显出西汉多黄金的现象。赵翼利用佛教传入，社会上大量使用黄金来塑
学界治北朝史者，多将焦点放在单一政权上，或是北魏，或是西魏北周，较少将分裂政权放在一起讨论。本文即从东两魏分裂政权间频繁的攻防战，试图厘清双方在交战地域的选择有何重要考量?笔者发现，东西魏对峙时期，双方之间的多次交战有极明显的地域转变。如以黄河为主轴线，大致可分为三大战区：河东战区、洛阳战区及河南战区。笔者以为，从东西魏分立到周齐相次建立，双方交战的地域依其国家安全需求产生变动，而并非学界一般以为
东汉时期，司农成为掌管财政的唯一机构，取代了西汉司农、少府分管国家、帝室财政的二元体制。而与此同时，尚书也开始介入财政系统与司农分权。下至唐代，户部尚书掌管政务，司农、太府分管事务，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央财政系统。财政上的这种分化与重组发生於魏晋南北朝时期。户部尚书的前身——度支尚书创始於魏王国时期，至文帝时正式进入中央机构，太府则在北魏孝文帝、南朝梁武帝时出现，新机构的出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东汉以後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一晋阳”两都体制，首都邺城的选择是高氏统治者根据其龙兴之地晋阳而确立的，因之也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主管军事的重要机构骑兵、外兵二省专门留置晋阳，而且政治重心也向晋阳转移，在晋阳另设尚书省与邺京尚书省分庭抗礼，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当时政治局势的需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丁东魏北齐以武立国和以文治国方针的并用政策。
隋唐之际，军将士卒崇拜释氏成为民众佛教信仰的新亮点，他们或写经诵佛、或开窟造像、或捐建寺院，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佛教的皈依，以资获取福报。此时，军营之中，军队的神只逐步定型，并形成完整的行军密法。与之相呼应，宣扬军人信佛灵验可感的故事开始山现。本文拟通过传统文献并结合石刻题记、敦煌文献及佛教灵验故事对这一现象做初步探讨。
官僚化、中央化是中古士族在隋唐间经历的重要变动，这一变动从士族生活空间的角度讲就是城市化．具体到京兆韦氏而言，其城市化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一是居所移入城内；二是坊望成为士人家世、出身的标志性称呼；三是婚姻对象也包括了城居土族。士族的城市化改变了士族在某一地方上的聚居生活状态，分散成城市和乡村两大支系；而隋唐城市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将居城的家族成员又分隔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造成家族结构的分散和家族规模的缩
本文依据《元史·授时历经》、《大统历法通轨》和《明史·大统历志》中的交食推算方法,分别对其进行编程计算,得出三者在不同时期的实际交食推算精度,并发现三者交食推算皆存在后天趋势,而《大统历法通轨》在算法和应数上的一些调整也与推算后天趋势这一缺陷有关。此外,通过众多文献与计算相互验证,得出明代实际使用的历法为《大统历法通轨》,而非正史中所载的授时历或大统历。
方孔炤(1591-1655)《周易時論合編》是一本十七世紀中葉的重要易學作品，他對西學的反應集中在《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七中。目錄顯示＜崇禎磿書約＞為其中一章，除了＜崇禎磿書約＞的前言，接著＜圜中＞、＜大圜＞、＜二曜＞、＜五緯＞等四節。顧名思義，從名稱上來看，＜崇禎磿書約＞似乎是《崇禎曆書》的約略或精要，也就是天文磿法的作品。加上方孔炤強調「故約其概」，過去認為＜崇禎磿書約＞該章是對《崇禎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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