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渴望互相了解。这就需要一种世界性语言,以便东西方不同民族的人们交流和对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艺术是惟一的世界性语言。"这种世界性语言的对话,即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可以超越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等藩篱,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精神是相通的。艺术的超越性来源于人类精神的超越性,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在世界艺术史上,许多事例都证明了东西方艺术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古代,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是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门户,东西方文明交通的十字路口。犍陀罗艺术就是东西方艺术交流融合的产物。希腊-罗马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本来属于两种异质的文化,存在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的差异,但在犍陀罗地区,这两种异质文化联姻产生了新的文明成果——犍陀罗佛像。在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佛陀从未以人形出现,他的存在仅仅以象征符号暗示。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期(公元78-144年),希腊-罗马艺术的拟人化催化了犍陀罗佛像的诞生。犍陀罗佛像采用希腊-罗马的阿波罗造型作为范本,同时具有佛陀的超人的完美的某些标志。这种佛像传遍亚洲诸国,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日本浮世绘版画对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影响也是典型的事例。浮世绘(漂浮世界的图画)是17至19世纪日本流行的一种版画艺术。19世纪50年代这些日本版画开始运到欧洲的港口,对马奈(1832-1883)、莫奈(1840-1926)、德加(1834-1917)、惠斯勒(1834-1903)等印象派画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版画的日常生活题材、平面装饰性色彩与表现性图案启发了他们的创造性。可以说印象派绘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后印象派画家之一凡·高(1853-1890)被日本版画色彩的象征性和表现性意味迷住了。他在印象派与日本版画的综合影响下的绘画深受东西方不同人士的喜爱。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又是典型的一例。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到明朝的中国,随身带来了一些欧洲的基督教绘画。清朝初期,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1688-1766)、法国画家王致诚(1702-1768)等人都曾在北京皇宫供职。西方绘画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传入中国的,但在传播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宗教的局限,作为一种新鲜的绘画技法而被中国人接受。20世纪初叶,许多中国画家出国学习西方绘画。徐悲鸿(1895-1953)在巴黎接受了西方学院派写实主义绘画的训练。他坚持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力求通过与素描写生相结合改良传统中国画。林风眠(1900-1990)也曾在巴黎学画。他试图把中国传统的线条与西方现代的形式主义结合起来。当代中国绘画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影响。西方绘画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