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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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实现农村公平与效率的途径就是土地的平均分配.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也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将土地承包权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个农户.然而这种制度安排下的土地与劳动力的静态结合,不仅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反而造成资源浪费,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回顾中国历史,地权的自由交易使农户可以根据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调整所耕种的土地数量.土地的田面权和田底权的分离降低了地权交易的门槛,与土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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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实现农村公平与效率的途径就是土地的平均分配.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也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将土地承包权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个农户.然而这种制度安排下的土地与劳动力的静态结合,不仅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反而造成资源浪费,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回顾中国历史,地权的自由交易使农户可以根据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调整所耕种的土地数量.土地的田面权和田底权的分离降低了地权交易的门槛,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金融工具也促使了劳动力和土地的动态结合更加充分.随着整个社会的农业技术发展及其他行业的兴起,农户会自行选择土地的最优耕种规模,以及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数量.现在所面临的许多三农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源于劳动力与土地的自由结合与分离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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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际粮价上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本文描述了国际粮价波动的特征,根据世界粮食生产、贸易、消费和库存等状况,分析了影响粮价的主要因素,进而从耕地保护、市场调控、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保证粮食安全的政策思考.
本文利用地方政府财政利益极大化和官员利益极大化假设,研究在二元土地制度和不完备的财政联邦制下,土地财政出现的原因和这种体制的社会成本.本文提出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与财政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以实现土地产权的社会公平,并建立稳固的地方公共财政基础.
本文以锦标赛模型为基准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激励与土地要素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我国土地资源滥用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出了系统性解释.结论显示,锦标赛机制激发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极大努力和对土地要素的最优使用；当预算约束被软化后,地方政府通过大量投入土地要素来换取高额奖励；在土地要素存在多种用途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之间产生“攀比”行为,即争相将更多的土地转到“投资少、见效快”的
土地自由流动的真正意义在于人的解放.中国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明晰土地产权,彻底结束作为计划经济两大支柱之一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在土地制度改革中逐步实现公民化的身份转变,真正有尊严地融入社会公共生活之中.
解放农民和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无疑是近代中共主导的农村改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中,却忽视了当年苏维埃政府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忽视了对贯穿整个改革始终的“重新平分土地”政策对保护农民权益的负面影响.
现代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三次伟大变革,其基本成果就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这一制度关系国之根本并具有其基本合理性,但也存在某些严重弊端,应当以高度慎重的态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完善.城乡二元体制是国之大弊,也是造成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弊端的首要根源,应当坚决摒弃这一体制.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经济,是走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合作经济.这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有两个背景值得关注:一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非常需要农业的支持,国家需要尽可能多地提取农业剩余；二是经过长期战乱,一家一户的生产对于多数农户来说还存在很多困难.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农业合作经济,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是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可以自由退出的合作,是供销环节、服务领域内的合作.
中国古代土地租佃制既有佃农对地主依附性很强的强制性分种制；也有相对比较自由的契约租佃制.在契约租佃制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高利贷资本向农业生产渗透的加强,租佃制出现了向合伙制转化的趋势.就清代前期而言,合伙制主要是由一般租佃制、以及伙种、主食佃力转化而来.这种转化在不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形成了新的经营方式和利益分配关系,借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人们常把佃农的收入与雇工的工资进行比较.然而,中国的农民,包括佃农,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还是企业家.从整体上说,他们能够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并按照自己的决策相应调整生产和经营.因此,中国的农民,包括佃农,不应该仅仅得到一般的劳动报酬,还应该得到企业家才能的报酬.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找到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很多答案.
本文基于尼泊尔土改调研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土改至今没有成功模式,尽管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科学的、合法的；而唯独东亚的土改却没有失败的案例,无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宣布为何种主义或在经济上宣布为何种制度.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试图对东亚土改经验提出一个与国家建设相关的假说和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