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量研究指出消极的教养方式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负面的作用。父母拒绝会增加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例如网络成瘾、物质使用。但是少有研究探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PMPU)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根据压力应对理论的观点,父母拒绝作为一种压力性事件可以引发青少年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PMPU。因此,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拒绝对青少年PMPU的影响,同时考察了青少年学校参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青少年冲动性的调节。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广东省两所初级中学的787名初一学生(男生484人,女生303人,平均年龄12.26岁,标准差为0.51)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后,父母拒绝仍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MPU;(2)父母拒绝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PMPU,还可以通过影响学校参与进而间接预测青少年PMPU;(3)冲动性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父母拒绝→学校参与),但仅在高冲动组调节显著。对于冲动性水平高的青少年,父母拒绝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学校参与,而对冲动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父母拒绝对学校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冲动性放大了父母拒绝对青少年学校参与的不良影响;(4)冲动性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学校参与→PMPU),同样仅在高冲动组调节显著。对于冲动性水平高的青少年,低学校参与会显著降低青少年PMPU,而对冲动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学校参与对PMPU的影响不显著。也即高水平的冲动性放大了低学校参与对青少年PMPU的风险效应。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降低父母拒绝的水平,还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学校参与来实现对青少年PMPU的预防和干预。与此同时,还应该关注那些冲动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通过降低他们本身的冲动性(如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以缓冲高水平的父母拒绝和低水平的学校参与对青少年PMPU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