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人虔诚地学习中国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基本看法。而这种基本看法难免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接受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日本在发展道路上与中国大相径庭？这与以往的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人们较多关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没有对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这一事实加以足够的说明有关。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吸收中华制度文明、亦即吸收大唐文明的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它在创造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以后，从平安时代开始趋于衰落并渐次结束了。本文通过对历法、户籍与班田、科举等曾经被模仿的唐代制度在日本的实施状况，说明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归于落败的结局，借以希望人们认识到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了。细细研读日本历史便会发现，大和时代，已经奠定了日本社会与文化特征的基本格调，皇权衰落、贵族政治、等级制度、集团性统治等等因素，皆在大和时代毕现无遗。大化改新后，日本引进大唐王朝的文化、制度，建立起律令制中央集权制度，进入古代国家的繁荣时期。但是引进的外来制度未必适应日本文化的风土。高度发达的唐文化除了在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科技等表层文化、物质文化方面带给日本巨大影响之外，作为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文明在经历了奈良时代短暂的辉煌后，几乎被抛弃殆尽。也可以说，律令时代这段历史在外来文化的作用下脱离了日本社会的原点，在经历了与固有传统的博弈后又重回自身的轨道。从平安时代起，日本在大规模吸收唐文化之后，在基本社会秩序方面脱离汉文化圈、回归固有传统的倾向日益明显：天皇、皇室衰落到极点，贵族(从文官贵族到军事贵族)执掌天下，社会统制回归集团式统制(从族制到家制)，等级身份制度大行其道。正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与中国不同，尽管在表面上经过中国文化的粉饰，呈现出某些与中国相似的表象，而实际上却走上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日本的"入欧"始于明治以后，而"脱亚"——"脱华"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