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失衡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便是，经常项目出现盈余的国家主要是处于结构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工业国家，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否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首先，本文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大量的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将被维持在最低工资水平，那么现代部门利润将会大于一般利润水平，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将全部被资本所有者占有，此时，现代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将是储蓄和投资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增大导致储蓄增多。此外，由于存在土地资源等固定生产要素，那么在二元经济中通常表现出的资本边际回报不变的情况将发生改变，资本的边际回报将表现出递减的特征，因此，投资不会无限扩张。理论模型表明，如果一个处于结构转型的国家，劳动力呈现无限供给的特征，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现代部门采取的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在此条件下，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将会被结构转型的特征所抵消，其经常项目也将更有可能出现盈余。其次，利用了79个国家的1990-2009年的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验证。由于经济增长会提高资本边际回报，储蓄会流入，而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那么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将会被结构转型抵消。在实证检验部分，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回归模型，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均证实了所提出的命题。本文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所经历的非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