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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史学札记对赵翼考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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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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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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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期
其他文献
70年来，《辽史》研究成果显著，其中，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和点校本修订本《辽史》是校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各类补遗之作，也丰富和充实了单薄的《辽史》。对于《辽史》编纂过程的梳理及其史料价值的认识不仅推动了民族史学研究，也为辽代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利用多种方法考释《辽史》的内容也成为辽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总之，《辽史》研究已经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唐书·艺文志》中收录六十多种私修谱牒，约占唐代官私谱牒总数的九成，所以，“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实由这些私修谱牒所造就。本文以家传、家谱与家状为中心，讨论了唐代私修谱牒的基本状况，指出家传入唐以后逐步减少，家谱数量增多，取代六朝时期盛行的百家谱与州郡谱，家状大量出现，成为唐代最主要的谱牒形式。家传、家谱与家状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华谱牒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变动不居，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
伴随明清安庆理学的发展，明清安庆方志则成为记录安庆地区理学传承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清代安庆方志，均设有“理学传”，积极挖掘整理安庆本地理学学术资源，努力将安庆地区纳入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学术脉络，以构建本地的理学传统，凸显本土理学形象。而在清初由王返朱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以康熙十四年和六十年《安庆府志》为代表的不同时期的清代安庆方志，也通过不同的理学书写策略呈现出王学或者朱学的理学倾向。
中国古代史学有重视类例之法的优良传统。自《史记》《汉书》以下，类例法成为一项基本的历史撰述原则，史书的设传到叙事都遵循着这一原则。在史学批评史上，对于类例法的反思和阐发，不绝于时，唐初史家将“以类相从”确定为史书编纂的基本方法之一，历代沿用，而清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史书叙事之“类叙法”，从理论的层面总结、揭示出类例法的渊源和特点。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类例的思想传统，选取代表性的历史著作，考察类例法
元代理学名著《四书辑释》在东亚儒学传播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宋元《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明代官修《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却在明清中国备受忽略或误解.然自明初传入朝鲜半岛后，《四书辑释》受到李朝上下持续关注乃至推崇，影响深远.它在朝鲜王朝屡获翻印，朝鲜正祖还将其视作“《四书》注疏之最善本”，予以重编.16至19世纪的朝鲜士人发掘《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之处，其地位渐升至更接近朱子本意的疏解经典.《四
两部同名碑传集，一为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在金毓黻生前所收藏抄存碑传资料基础上补充完成的《民国人物碑传集》，接续了编纂碑传集的传统，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民国史料，为研究民国以来从文言到白话的发展呈现一个新的观察视角。通过对两部《民国人物碑传集》中碑传文的呈现方式、存在形式及价值诉求，可以研究在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由知识分子发起的“革命”与“五四”运动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