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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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了解疫情前和疫情刚有效控制时居民健身认知、态度、动机、环境支持与行为的前后变化,探索影响行为变化的因素。为疫情后如何利用心理-行为理论帮助人们尽快恢复健身活动提供有参考。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国家体育总局2020年"全民健身状况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在31个省（区、市）进行,采用分层、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抽取调查对象（PPS）。研究对象来自于江西、宁夏等省的19-59岁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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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了解疫情前和疫情刚有效控制时居民健身认知、态度、动机、环境支持与行为的前后变化,探索影响行为变化的因素。为疫情后如何利用心理-行为理论帮助人们尽快恢复健身活动提供有参考。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国家体育总局2020年"全民健身状况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在31个省（区、市）进行,采用分层、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抽取调查对象（PPS）。研究对象来自于江西、宁夏等省的19-59岁城乡居民,覆盖到14个县（区）,127个村（居）委会,采用分层、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抽取调查对象,2019年12月有1731人完成了第一次调查,2020年7月针对第一次调查对象开展了追踪调查,接受调查的样本量是1150人,随访率为66.4%。最后纳入统计分析的有效样本量是1028人。调查问卷由国家调查项目专家组设计,包含了健身行为、知识、态度、运动技能掌握、内外动机、参加体育组织、户外运动环境等,其中动机水平采用改编锻炼行为调节量表-2（Behavioral Regulations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2,BREQ-2）进行测量;健身行为采用《国际体力活动调查问卷简表》（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IPAQ-SF）来进行评估。统计方法采用一般线性（GLM）模型、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疫情前后健身行为变化的因素。通过面对面访问的方式,由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根据问卷内容进行询问,将被访者的回答填入到计算机调查系统中。研究结果:1.同疫情前相比,疫情后7个月居民中大强度身体活动MVPA的水平明显下降,疫情前达到WHO的PA推荐量的比例36%,疫情后下降为32%。将健身行为的变化具体分为四类:疫情前后依然保持积极PA的比例为13.7%;疫情后PA开始变积极的比例为21.8%;有18.1%的PA水平从积极变为不积极;46.4%的居民PA水平始终不积极。2.同疫情前相比,城乡居民疫情后对于健身态度的自我评分从14.7分上升至15.4分（P＜0.001）;疫情后掌握的运动技能数相比疫情前均有显著增加,平均从疫情前的2.9个增加到疫情后的3.7个（P＜0.001）。而健身动机水平和参加体育组织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在不同类型健身行为人群中有差异。3.与疫情前后能始终保持积极PA水平有关的因素包括:健身技能项目掌握的数量和自我决定内部动机水平。每多掌握一个技能,其疫情后运动活跃程度相对提高1.21倍（Exp（B）=1.21,P＜0.001）;而疫情后自我决定内部动机每提高1分,其疫情后运动活跃程度相对提高1.06倍（Exp（B）=1.06,P=0.031）。与疫情后PA变为积极相关的因素包括:性别,技能和体育组织的支持。疫情后男性成为健身达人的可能性为女性的2.08倍（Exp（B）=2.08,P=0.001）;每多掌握一个技能,其疫情后运动活跃程度相对提高1.13倍（Exp （B）=1.13,P=0.009）;相对于疫情后加入体育组织的人群而言,退出体育组织的人群其运动量约为前者的56%（Exp（B）=0.65,P=0.042）。研究结论:从疫情前到疫情后时代（疫情缓解期）,人们具备一定的健身常识,认可体育锻炼的价值和重要性,但真正从事积极PA的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健身水平的变化除了受到疫情突发事件影响外,还受到个人内在动机,技能储备和外界社会组织支持等多因素的影响。提升健身内在动机、开展多途径的健身技能培养以及加强外部环境支持是帮助人们尽快恢复健身活动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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