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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知识信念(epistemological beliefs)涉及两个核心问题:知识本质的信念(beliefabout the nature of knowledge)及获得知识的过程及方法的信念(beliefabout the nature of knowing)。心理学在个人知识信念的研究先驱Schommer提出可从五个向度分析个人知识信念,分别为确定的知识、简单的知识、迅速学习/学习过程、天生能力及从权威来的知识。Schommer及其他学者在欧美所做的实证研究不能从因素分析中抽取出从权威来的知识之向度(如Schommer,1990;Cano,2005),然而在香港(Chan&Elliott,2004;Wong,Chan,&Lai,2009)、中国南方(Chai,Deng,Wong&Qian,2010)及台湾(Lin,2001)的研究却往往可抽取出此向度,令人想到这向度是否与中国人的文化有关,如Chan(2006,2008)便认为这结果与儒家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有关。一直以来,学者(如Hofer,2008)指出十分需要有系统地研究个人知识信念的文化基础,而非单凭主观想法作猜测,但这方面的实證研究却极其缺乏。既然"从权威来的知识"可能与中国人的文化有关,本研究便试图以科学化的方法探讨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倚赖权威作知识来源的关係。Ho,Peng,&Chan(2001)提出师生之间的角色关系与传统父子之间的角色关系类同,孩子若因父亲高高在上而视他为权威,便会把此关系转移至与老师的互动关系。故本研究把广泛的"价值观"操作化(operationalize)为"孝",研究员以Yeh&Bedford(2003)的孝道二元论为基础,开发了多元孝道问卷(Multi-dimensional Filial Piety Scale),并验证了其信度(reliability)及效度(validity)(Wong&Lo,2012);加上个人知识信念问卷(Epistemological Belief Questionnaire;Chan&Elliot,2004),邀请320位香港及130位中国内地大学生填答,冀用两个中国样本更全面探讨孝与倚赖权威作知识来源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只有以阶层为基础的孝(hierarchy-based filial piety)才会与"从权威来的知识"有关,其它类型的孝则不会。这假设为研究结果所支持,显示权威性孝道是倚赖权威作知识来源的文化基础之一。这结果对跨文化个人知识信念研究带来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