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花城》1991/1)，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创作了十多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其间“转了几个弯”：从90年代初期哲学的形而上的历史叙事(《叙事》、《雨天的棉花糖》等)，转而对喧嚣世俗的城市书写(《九层电梯》、《林红的假日》等)，再到冷峻客观的现实描绘和社会批判(《青衣》、《玉米》等)。无疑，这几次转变让毕飞宇的创作成熟起来，也引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毕飞宇本人曾经说过“我想强调的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纵观毕飞宇的创作，现实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但是不同阶段现实主义的表述与传达方式却是大相径庭。毕飞宇说，在创作初期，“现实主义是我非常鄙视的东西，那是没有想象力的标志”，因此他运用对历史话语的表达方式来宣泄，在时空隧道中任意穿梭、肆意追逐。但是后来，他的创作观念大大改变，认为观察力是不可或缺的，“观察力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助于你与这个世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世界和你是切肤的，你并不游离；世界不只是你的想象物，它还是你必须正视的存在。”基于此，毕飞宇开始对当下的生活描摹刻画。毕飞宇强调的是对于生活的切近以及人物之间的情感的亲和，即不注重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典型化”，也不刻意地把握时代的宏大主题，而是力图在原汁原味的生活形态中“回归生活”，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平民化，实现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并同时注入某种富有永恒意味的人生哲理。 本文力图从毕飞宇小说中“朴素的‘现实主义’”内容出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完整的对毕飞宇小说创作流变进行研究。通过对小说内容本身的解读与研究，从而进一步探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为现实主义不断注入新的特质，以及这种“朴素”的特质在他“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呈现，进而更好地去把握一个晚生代作家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