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从庞杂的美华文学文本中梳理归纳出四种“中国形象”类型：伦理中国、草根中国、诗性中国、现代中国。这四种形象类型涵盖了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和不同体裁的美国华人文本对中国的表述。选择这几类中国形象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这几种角度可以较好地概括美华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海外中国人在文化碰撞时对血缘国多维度的反观视角、表述策略和文化反思样式。伦理中国、草根中国、诗性中国、现代中国这四种形象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丰厚复杂的中国形象。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对国内外中国形象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列出了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用的研究方法。这部分辨析了形象、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自我与他者等概念。华文文学以汉语写作为核心概念,标示语种文学的界限。华人文学则强调创作主体的族裔身份,涵盖华人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本文采用“华人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这一血缘背景,强调文化母体在空间“移位者”身份认定中起到的作用。在文本选择上,以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为主,旁及台湾旅美华人文学,以及一些很难归属于某种作家群体但写作卓有成绩的华人作家。本文选取的这些华人作家,其创作有明显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和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相比,这些作家写作的主题、视角、风格都明显不同。论文第一章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命伦理三个层面探讨了伦理中国形象。中国伦理直接映射在海外中国式家庭对人物情感和行动的影响,无论是接受、抗争,或是批判性审视,都脱不掉这个文化传统。第一节家庭伦理部分首先分析了为什么伦理主题在美华文学中很多见,因为它反映了不同时代、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东西文化交织下的一些深层问题。新移民文学经常关涉婚姻对人的束缚；华裔家庭由于异族通婚的可能性较大,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就更明显,华裔遇到的文化身份认同更加模棱两可。华裔家庭的生活因太过重视人伦关系而具有其他族裔所没有的压力与道德内省,这成为阻碍第二代华裔个性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许多华裔作品的描述中,人物希望通过个人努力,通过对长辈的反叛来实现自己的个体意识与尊严。在此类作品中,中国形象以家为本位的特征非常明显。第二节社会伦理部分分析了荒诞岁月的非理性集体人格和居美华人的人格面具问题。人格面具的存在表明了居美国华人文化身份中具有双重人格,论文据此指出华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源于不平等的族裔交往,是两种文化体系在个体身上进行的拉锯战对人格造成的撕裂所致。第三节生命伦理部分从重生的生死观、乐生的生活观,慎独的内省方式,以柔克刚的处事态度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生命伦理在海外的变异与发展。总之,在美国华人文学中,尽管也书写了中国传统伦理压抑人性、保守封闭的一面,但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是重情恋家的家庭观念、仁爱友善的道德伦理观和健康进取的生命观。论文第二章讨论了草根中国形象。草根经验的表述和草根移民历史的再现始终是美国华人文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代表了一个不能忽视的流脉,与留学生文学、知识分子写作或中产阶级文学以及自由主义写作共同构成美华文学的完整的历史图谱。草根中国形象集中体现为底层中国人的形象,这在美华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大陆乡土社会(中原农耕文明)中的贫苦农民,二是岭南文化中的农民通过移民转化而成的异国都市平民,三是八十年代以来赴美打工的低知识阶层新移民。他们所体现的“草根力量”,乃是天然根植于民间的一种文化内部力量,带有自发性的生生不息,柔弱的表象内里是坚韧的品质,能够承受巨大的外力。本章首先从左翼叙事海外延伸的角度,重点解读了黄运基的长篇小说,认为无论是人物设计上的引路人形象,还是“革命加恋爱”的结构模式,对场景、人物和心理的速写式勾勒,以及纪实性和自传性等方面,他的小说都对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叙事的传统。接下来论证了华裔作家书写祖先移民史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指出他们通过回顾祖先在美国采矿、修铁路、开垦种植园的经历,重新发现和再现了百年来“隐匿的历史”,以证明华裔在美国生存的合法权利。唐人街那来自底层的声音,深沉地传递着华人在美国的坎坷经历和艰苦人生,而小人物的韧、善、美也从唐人街叙事中自然呈现出来。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重义轻利、礼尚往来、自强不息等方面的集体无意识,在草根们的血液中流淌,也必然长久地照亮着海外华人寻找精神家园的道路。本节还注意到,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属于职业化的社会阶层,本身就身处民间社会,所以根本没有草根与精英的分野,他们的平等意识和平视眼光就分外鲜明。这种身份意识被美华作家所汲取；同时,美华作家多有打工经历或至少也熟悉打工生活,所以在他们笔下,劳心与劳力的分野不再是不可跨越,他们所体现的是底层移民虽贫贱如草却仍旧梦想“舞”动人生、鹰击长空的坚定信念。本章还运用跨国移民理论分析反映早期移民生活的作品,认识到出洋的广东乡村农民不是因动荡和穷困而背井离乡的被动者,反而是敢于挑战、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开拓者。早期移民的心态是中华海洋文化特别是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珠江文化自古以来务实、敏锐、争先,因吸纳海洋文化精华而封闭意识和保守性较少,开放性和先进性成份多。老一代移民及其后代被打上珠江文化的印记,以雄强进取的精神对接积极向上的美国精神,但又抵御极端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的侵入,彰显出珠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客观上构成了对闭锁困守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反驳。第三章诗性中国形象阐述华人对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文化层面的中国和现实中国构成了某种对立与补充关系,换言之,美国华人作家不满社会生活层面的中国时,“文化的中国”往往成了他们想象性的精神补偿,成为他们的诗意家园。本章分析了林语堂的多部英文作品,认为林语堂有意识地将优雅、闲适、安详的中国形象传递给西方人,对于改观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疲弱、愚昧的形象起到了良好作用。林语堂对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注重审美感受的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阐扬,也有其不足之处。他展示给外国人的中国形象,是经过萃取和删减的雅化中国。美国读者可以借“闲适”的趣味来慰藉忙碌的现实所导致的精神紧张,却很难以此增进对现代中国的了解。王鼎钧在抗战的纷飞战火中离家再未能返回,所以中国形象在他笔下美则美矣,却有着乱世罹忧的大哀痛,也因此造就了他沉郁顿挫的乡愁美学。诗人张错则沉潜古文物,在现代时空中考察过往历史事件,抒发怀古幽情并对存在进行哲学追问。裴在美将昔日台北和今日纽约并置,揭示喧嚣骚动的的都市永远无法取代宁静悠长的原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片面发展经济所导致的价值混乱发展给不少作家带来精神的冲击,他们选择了文化返身,向古老的诗意中国致敬,将乡愁提升到文化乡愁的层次。本章还解读了木心的诗歌和散文,认为木心通过在观念世界里漫游,执着地表达出他的怀乡诉求。在不断回望人类曾经拥有的文明、文化甚而精英个体生命矜贵的品性的同时,过去的文化在木心的选择性书写中获得再一次的想象性的生成,生成为木心理想的精神故园。第四章分析了现代中国形象在美国华人文学中的构建与缺席。从19世纪中叶至今,劳工潮、留学热、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到美国去”的潮流方兴未艾,根本动因在于中美经济的巨大落差,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急切追求和渴望。华人文学首先流露出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心理。本章第一节探讨华人作家怎样为国内读者展示了他们眼中的“美国”。越界后的“中国人”塑造的“美国”形象,既说明了中国对西方“怎么看”和“看什么”,也表现出中国对自我的想象方式。美国被视为现代化的终点,各类型的移民面对西方时震惊、失落、艳羡种种情绪交织一体。本节还从“人的体验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这一视角出发,论证了体验的现代性从根本上代表着现代中国人(民族群体和个体)在世界上的生存价值或地位问题。移民作为第三世界的个体目击和亲历第一世界的故事,更为直接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他们追求个人价值和自我的实现,强调心灵的解放和自由,但又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诸如文化差异、文化反思、追求财富、追求感受的丰富等等很多崭新的现代性体验。第二节分析了新移民作家观察和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弊病的角度。本文认识到,叙述者依据西式的文化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审视作为国族象征的罗坎村(袁劲梅)、史屯(严歌苓)、大岛(刘索拉),既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洞见,又保留了启蒙话语那种对中国文化结构的批判思路。他们反思东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寻找中国人爱面子、讲人情、特权意识等为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有其共性特征。美国作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在”,正预示着启动“改革”、全面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的“将来”。华人作家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弊病,并做了理性的反思,希望中国不要再重蹈其覆辙,走出符合带有自己特性的现代化之路。第三节从视域扩大、华人女性在西方“再社会化”的成功、世界人新质的获得三个角度探讨了美国华人现代身份的构建。现代“职场”取代了传统的社群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和生存体验之所,新一代华人在身份上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转型”。他们不仅获得了对于现代人而言是立身之本的专业技能,更关键地是获得了对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体认。第四节探讨美国华人作家构建中国形象的缺失不足。指出无论是新移民作家还是华裔作家,均未逃脱美国社会对中国所持主流话语的影响,在局部和细节上难免有“自我东方化”之嫌。然而应该看到,华人文学可以启发我们采取“互为主观”的认识方法。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我们在外国文学中看到了“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无论扭曲程度如何)。于是,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突破我们视界的封闭,或许能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通过对美国华人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归纳,本文在结语中指出,写作使用的语种及作品指向的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作者身份这三点是决定某个特定中国形象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文化语境中,除了种族、族裔以及性别这三种主要的身份标志以外,作者的社会阶层、政治倾向、职业特征、在中国的境遇等因素,也对塑造中国形象有直接的影响。华人文学在书写中国题材和异域华人生活时,实际上内含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变迁。美国华人塑造的中国形象展示出中国的各种面相：它既可以描写中国历史的阴暗面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揭露“文革”的残酷面影和对人性的毁灭性打击,刻画底层民众的生活习性和劣根性；它也可以书写记忆缅怀中的虚实相间的审美之乡,或展示草根移民雄强进取的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力量,或回顾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艰难前行。前者不是“新东方主义”,后者也不是“东方中心主义”。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是美华作家回应主流文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和生存策略。美国华人文学最醒目的成就并不是中国形象的完美呈现,而是海外作家直面自己母体文化时大胆的精神挑战。美国华人文学具有双重文化视野、双重文化传承,用双重视角描写出的中国形象表述着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和态度,同时述说着他们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梦想。实际上恰恰是多重形象才能无限趋近完整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