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百年历史的京剧《四郎探母》是众多戏曲作品中现象级的经典之作;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歌剧《蝴蝶夫人》在全球范围内也算得上神话般的存在。两剧的核心冲突都建立在跨文化语境下,因此属于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然而,在《蝴蝶夫人》中,跨文化的对立被放大,最终创造出一个看似充满人情味的文化他者的悲剧形象,同时成为西方男权中心意识下“理想女性”的典型。而《四郎探母》是主要借助跨文化增强其戏剧性,塑造了杨四郎、铁镜公主等具有人文主义思想高度的人物形象。造成两剧在跨文化冲突下截然相反的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关系中强权方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两剧都存在多维度的权力关系,《蝴蝶夫人》斗争的结果来自对权力的统治;《四郎探母》对权力的让渡则带来了和谐的结局。京剧《四郎探母》是对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戏曲缺乏文学性”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击,它通过展示人物情与义的抉择回答了直至今日都争论不休的性别政治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虚构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范本。而世界名作歌剧《蝴蝶夫人》,在成功树立了一个在跨界的爱情边缘寻找“自我”却失败了的“脆弱女人”这个艺术符号外,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品背后潜意识里的东方主义思想和男权中心创作思维的根深蒂固。当代跨文化戏剧的研究不在于消除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差异,而应充分利用“跨”这一动作作为研究方法,或许这将为过去侧重表演中心而轻视文本思想的跨文化戏剧研究及戏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涉及跨文化戏剧、比较文学、性别研究等多个领域,希望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将能跳出原有的单一审美方向,从更国际化、现代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如京剧《四郎探母》般的艺术作品,从而挖掘其被忽略的现代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