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极大关联的期刊《文艺报》(1949-1966)。之所以选择期刊研究,是因为以期刊为代表的文学媒介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综合性意义越来越大,并逐渐显示出独特的回归文学现场的巨大功能。尤其是在1949-1966年这一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当代文学特殊的史学价值在这一时期高度集中。《文艺报》本身既促进了新体制的生成并发挥功效,又是体制中被组织的一份子,这一双重身份极有利于考察新体制的特征。《文艺报》与1949-1966年文学思潮的关系同样是双重的,不但如此,作为文学媒介,《文艺报》还使得特定时期的文学体制与文学思潮产生了独到的关联,这一关联使得当代文学史中以往被忽略的一些因果关系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了新的结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涉及“人”(知识分子)的因素,因为以知识分子作为灵魂的《文艺报》,永远摆脱不了“人”的印记。一方面,在考察《文艺报》的编辑格局时,可以从媒介与人的角度寻求着力点,凸现与人相关的媒介功效与意义,甚至可以深入到媒介内部,把其中人的因素、物的因素、传统因素、结构因素都联系起来加以解析,针对当代政治文学的一些特征寻求有关“人”答案。另一方面,对当代编辑传统的考察离不开对1949年之前的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考察,尤其是与《文艺报》的编辑者们相关的“转折”意义,以及转折过程的复杂性、转折结果的必然性以及相关的人物命运。其三,以《文艺报》为代表的媒介作用力对当代文学运动的推动作用、对当代写作传统的重要影响,往往也离不开对“人”的重要作用,例如1954年、1955年、1957年,尽管这些不同年份的重大批判事件存在重要差异,却不可避免地通过对“人”作用于当代文学体制、思潮、写作传统,并影响其走向。其四、离开编辑者角度,回归作者角度,把写作者与当代文学媒介的关系加以研究,从而概括出新的文学体制对作者、写作方式、写作传统的新的要求,新的组织方式,及其承前启后的巨大影响。研究媒介,研究文学史,研究“人”(知识分子),这三者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突出思潮、突出体制、突出写作传统,这三者形成了本文的三个角度;回归文学现场、回归问题本身,回归当代秩序,这三者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态度。以上可以算作本文的初步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