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值得关注,据测算我国GDP每增加1美元需要增加投资5美元,投入资金成本超过韩国和日本经济起飞时的40%,我国投资率接近50%,而投资回报率正在不断下降,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单纯的通过提高投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我们应该注重投资效率。根据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存在私人利益差异,经营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多的考虑个人利益,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发生。高管激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方法之一,通过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奖励,使他们获得企业利润的部分剩余索取权,让他们的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投资效率,根据公司金融的相关理论,企业应该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避免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否则都会造成非效率投资,其中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属于过度投资,放弃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属于投资不足。本文解释变量是高管激励,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显性激励选取了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隐性激励选取了在职消费水平与晋升激励,本文研究样本选自近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因为一方面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制造业上市公司也占到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对投资效率的研究中,固定投资占了主要部分,而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投资较多,且固定投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绩效有更大影响。本文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进行规范分析,界定了非效率投资与高管激励的概念,再提出了理论分析；然后进行实证分析,利用采集到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在实证过程中,本文先是构建企业的适度投资模型,然后根据企业实际新增投资额与模型拟合值的差额,确定非效率投资的大小,并区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以此研究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效率的现状；再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的模型,并提出假设,来研究不同激励方式对投资效率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中非效率投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过度投资现象表现的更加明显；股权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不足,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中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在职消费水平会加剧过度投资。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企业如何更好的实施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给出了建议。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几十年经济的腾飞与制造业繁荣息息相关,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尤其近年来,我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国家适时推出了《中国制造业2025》的规划,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强国建设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这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在现阶段,消费相对不足,出口过于乏力,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2009—201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研究现阶段制造业投资效率现状以及如何通过高管激励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视角新颖,目前国内外研究重点主要是高管激励的实施效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研究高管激励和投资效率的相关性的文献较少,本文综合考虑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情况。在解释变量高管激励的选择中,综合考虑了隐性激励与显性激励,尤其是晋升激励,在过去的研究中罕有提及,使本文研究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