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依旧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合理，即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疲软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外贸受阻，同时内部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故为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应由“外力型”、“投资驱动型”向“内生型”、“消费引动型”转变，这意味着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将成为重要的内需引擎。与此同时，与我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城镇化进程将对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等目标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对居民消费水平之影响，旨在论证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对我国消费增长的贡献程度。　　现阶段城镇化发展及城镇化与消费问题等文献研究存在两大热点:一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争辩，二是城镇化与消费水平的相互关系。本文将两个研究命题相结合，从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视角来探究城镇化与消费水平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及东部、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以此讨论基于对消费水平、经济增长贡献而言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以及倡导中小城市为重心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战略是否合理、有效。　　文章主体部分，结合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城镇化“格局复杂性”、“质量滞后性”的特殊性，对中国城镇化现状作一客观分析，并总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城镇化战略对居民消费的阶段性影响以及现阶段中国城镇化与居民消费水平的一般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在理论层面，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城市最优规模讨论，认为市场通过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相交点自发调节城市的最优规模，而政府无法人为得知城市规模的合理界限。进而推出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作用的传导机制:收入消费机理、城乡联动机理、消费保障机理以及经济结构机理。实证方面，收集2012年中国283个城市截面数据，以居民消费水平为因变量，人口城镇化率为关注变量，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三产业比重、居民消费前期及城镇化率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对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的显著影响，但样本测出的系数偏低，其中特大城市受城镇化影响度较大，中小城市的偏小。再对比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显示东部、中部、西部的三个系数值都是显著的，东部数值相对较高，中部和西部数值大小差距不明显。总体实证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即特大城市、东部的城镇化水平高，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大。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城市规模并没有突破合理界限，特大、大城市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拉动作用还是高于它们的负面抑制作用。如果继续坚持对大型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采取人为控制的政策，也许会阻碍城市发展对消费水平的带动提升。整体上，应坚持以“市场为主、政府协调”的双头策略，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的战略格局，通过城市多元化发展、区域差别化发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