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方式向组织化、技术化、隐密化方向发展，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难度。技术侦查措施有其适用的必要性。但技术侦查措施又存在侵犯人权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而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但也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审批规定过于模糊。对于审批的主体、申请人、审批的形式等都没有详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第二，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刑事诉讼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但是对于什么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什么是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侦查机关的适用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有所不足。第三，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如何保障。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犯罪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和方便性，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却没有相关规定。第四，能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制衡公权力机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规则和制度，但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并无相关规定，有进一步探讨和论证的需要。总之，本次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入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但是原则性太强，可操作性较差，侦查机关可操作空间大，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