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蔚为壮观，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搜集作品或研究著作。这种现象的出现既离不开民俗研究传统与出版环境的作用，也是出版人在商业追求与文化坚守之间寻找平衡的结果。大量民俗学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既有知识分子承担起社会责任，试图以移风易俗甚至对知识结构进行重排的方式来贯彻“五四”启蒙的初衷；又是上海民俗出版人在面对“旧学”、“新知”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矫枉过正的反拨的尝试，是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变相坚守与传承。在这个商业与文化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民俗学得到了发展。全文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对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做一个整体的概观。首先，梳理了民俗学、民间文学书刊出版兴起的整个社会大背景。紧接着对现代上海民俗学、民间文学出版的主要出版社和书籍特色进行了整体把握，并进而对其30多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分析。　　 第二章，对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活动进行定位。从出版的整体特点切入，书刊出版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活动，兼具商业和文化的双重属性。进而分析民俗书刊出版相较一般出版而言对于受众生活的独特文化价值。　　 第三章，分析上海出版机构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建构。近代稿费制度的确立及上海相对理想的文化经济环境促使知识分子向上海的出版机构中聚集，形成了一个出版人群体。上海的民俗出版人主要来自于江浙，以不同的出身加入到出版行列中来，而文人之间的私人交往与学术社团的参与，构建了一个出版人之问的社交网络。聚集在上海出版机构中的出版人既具备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又有其个性。这种种因素共同影响着他们的民俗书刊出版取向。　　 第四章，探讨民俗书刊的独特文化意义。它既是知识分子对民众、对自身进行启蒙的武器，又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于推倒一切重来的“五四”精神的一种反思，是知识分子在实现其社会理想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适与对传统的维护与坚守。　　 第五章，对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民间故事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辑茅盾的神话学研究展开个案分析。李小峰领导的北新书局民间故事转向是出版家在商业与文化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表现；而茅盾的神话研究则体现了出版人对新文化建构的自觉参与。两者都出于出版人对文化的坚持。　　 第六章，分析民国时期上海以出版为中心，组织知识分子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对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启示。与北京或者广州等城市以学术社团为主体的研究方式相比，上海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建构中来。通过出版这种商业形式，培养了一批研究者，为萌芽期的民俗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并使学术研究从知识分子那里传播到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中，扩大了学术的影响。在此视野下，反观今天的民俗书刊出版情况，提出新时期民俗学发展应当借鉴民国时期上海民俗学发展途径。　　 现代上海民俗学、民间文学书刊出版以现代化的商业运作模式，将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拼接起来，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同时通过对一系列民俗学、民间文学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进而推动了民俗学的学科发展，成就了商业出版于思想启蒙、学术发展上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