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学学派不仅在理论上自成体系，而且以其在哲学、经学等诸多领域造诣精深而著称。这一学派达到了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并且新学挟皇权雷霆万钧之力，统治北宋后期思想界达六十年之久，它对北宋后期的学术思想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南宋以来的封建士大夫大多对其肆意歪曲乃至诋毁，根本未给其以应有的学术地位。有着宋元学术史之称的《宋元学案》本是以时间顺序排列学案，然而却将产生于北宋中期的荆公新学放在全书之末，还冠之以“略”字。可见，荆公新学在学案编纂者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革新的世纪。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改革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革新的世纪需要革新的理论作指导。所以，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纪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课题。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力图为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辩诬，但是梁氏辩诬的重点在于其人、其政，而对于其学的介绍则殊为简略，且基本集中在其政治思想上。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柯昌颐所著《王安石评传》，该书涉及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对于王安石与佛老杨墨诸家学说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但该书基本上属于资料汇编，没有多少学术创见。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学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不足：一是大多数研究者贬低了荆公新学的学术地位；二是大多数学者遵循从思想到思想的治学理路，没有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中加以考察；三是一些学者由于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存在问题，致使其结论往往站不住脚，如贺麟先生关于王安石主张人性善的观点等等。由此可见，开展系统而全面的新学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着重要理论意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广铭先生发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从而恢复了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学术界应有的地位。漆侠先生的鸿篇巨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列有专章对荆公新学的辩证法哲学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安石是以其辩证法思想指导变法实践的。 拙作在汲取前贤时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荆公新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首先，从内忧外患的宋初形势、积贫积弱的宋初国力、消极无为的宋初政治、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和唐宋之际的学风转变五个方面，考察了新学产生的社会历史及学术思想背景；并将新学在王安石在世期间的发展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发展期和变异期；还对新学的代表作逐一进行了考察，指出其版本流传情况；从哲学、经学两个方面对新学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对新学的学术渊源逐一进行了考察。拙作将新学的学术特点概括为通经致用、义理解经、开拓创新三个方面；并将新学的学术贡献概括为统一儒家经说、重振性理之学、弘扬义理之学等。其次，拙作对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苏辙、刘挚等旧党人物对新学的批判和清算，分别进行了考察；并系统考察了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及其沉浮。再次，拙作分别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新学的衰颓进行了探讨，并将其外因归结为最高统治者的打击、当政者的歪曲利用和旧学不遗余力的清算等三个方面；还将其内因概括为误将统一经义用作统一思想、自相矛盾、牵强附会、后继乏人、官学地位等方面。最后，拙作考察了新学对两宋及其以后的学术界产生的重要影响，概括了新学在北宋学术界的地位，称其为中期宋学的总结者和后期宋学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