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特定活动方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对党的活动方式的支持因素和制约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对当代党的活动方式的变革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探寻蕴含在活动方式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是本课题的主要任务。分析党的活动方式，首先要对什么是党的活动方式做出界定。本文第一章主要对党的活动方式的内涵、研究范围、影响党的活动方式的基本因素等做出理论的分析和说明。所谓党的活动方式，就是政党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形式的总称，是党为调动、利用党内外各种资源服务于自己奋斗目标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模式。党的活动方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种区分以“目标”的不同为界。从广义上讲，在党的总目标之下，一切行为表现都可包括在活动方式之内。从狭义上讲，是特定具体目标之下，特定阶段内的具体的操作活动。本文更多地从广义上分析党的活动方式。活动方式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因而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党的活动方式划分为不同类型。无论是广义上的活动方式，还是狭义上的活动方式，都受制于党内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更多地受制于由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指党的群众基础）、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活动方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具有正效应的活动方式，反之就是负效应。党的活动方式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两个方面来审视党的活动方式的发展变化。第二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活动方式的发展演变，主要目的一是说明党的活动方式是中国历史、社会环境的产物，二是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活动方式的变革做出历史的铺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活动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中以暴力革命、不合法斗争为主要活动方式，同时辅之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党在恶劣的环境中，以多种方式汇成了联系人民群众的复杂机制。其中，给后来留下深远影响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党的活动方式的灵活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发展形成了同方向的互动，充分体现出党的活动方式的正效应。党执政后，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由于历史的影响和计划经济等多方面的<WP=3>原因，形成了“党管一切”的活动方式，并由此引导出“一把手”行为模式。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但它能够产生，毕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各个领域被反复使用，带来了一些副作用。这个时期，党的活动方式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政治社会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其突出优点是效率高。但由于党在日益复杂的现代化建设面前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因而党的活动方式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第三章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活动方式的转变做一简单概括，重点分析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活动方式在实践中受到的冲击、挑战，并尽可能从理论上回答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活动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对什么是党的领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转变“党管一切”的方式提供了思想条件。党中央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在政府、人大中的活动做了一系列制度性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区活动中创造了许多灵活多样的活动方法、手段。这些成果既是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制成份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需要党的活动方式向适度分权、民主、法治的类型转变。各级党组织在这种转变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总的来看还处于过渡状态中，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着重就活动方式背后隐含着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如集权与分权、兼职之利弊、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操作规则能否衔接、党与法的关系等等加以剖析，以说明党的活动方式的创新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第四章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确立了党的活动方式的大类型之下，可以借鉴国外“治理”“善治”的某些经验，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方式重点应放到互动、服务、法治上来。其具体方法和手段的应用，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在高科技时代，与其以防御的姿态对待各种新的技术手段，不如积极利用这些手段，使党的活动方式不断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