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打破刚性兑付的有序推进,近年来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张春强等,2019）。尤其是2020年发生的多起大型地方国有企业违约事件引起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借此,本文意在研究债券违约后的风险传染效应,用市场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量化违约后债市及股市变化,并揭示债券违约传染效应背后的机制。本文考察了2014至2019年间539起债券违约事件对债券、股票二级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发现以下结论:债券违约会造成其他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上升,股票累积超额收益率下跌,这表明债券违约事件对于债券、股票二级市场具有风险传染效应。进一步的证据显示国企债券违约对国有企业的风险传染主要通过“政府隐性支持效力机制”,对民营企业的风险传染主要通过“风险重估机制”和“恐慌情绪机制”,其中“政府隐性支持效力机制”只有在地区财政收入较低时起作用,而“风险重估机制”和“恐慌情绪机制”无论地区财政收入高低都存在,尽管在地区财政收入较高时较弱。除此之外,债券违约风险的传染效应还受到金融市场松紧程度、行业以及企业会计稳健性等因素的影响,其中,金融市场的宽松对违约风险传染具有抑制作用。最后,企业的会计信息越稳健,违约导致的信用利差升幅越高,这是因为债券投资者与银行贷款预期不同造成的。针对本文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当全球性或区域性金融危机发生时,以国有政府持有的形式,尤其是国有产权并非在任何时刻都能起到抑制违约风险传染的作用,后续政府持有合理退出尤为重要。其次,政府可以继续提高对于债券违约风险的关注度,河南永煤、华晨宝马等大型国企违约事件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其对债市、股市以及评级机构产生的信用损害不容小觑。最后,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对资本市场风险传染效应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平稳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