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四章,主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当时的发展、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过了道咸年间(即19世纪20到60年代)、同光年间(19世纪60到90年代中期)和光宣年间(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入的仅是零星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第二阶段传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虽然比较系统,却非常浅显,直到第三阶段,完整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体系和理论学说(主要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才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承担传播任务的主要是先进的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对西力传教士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所处的历史地位,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同时也必须指出:当时在他们编译的大多地理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夹杂有宗教内容,并不时流露出欧洲文化中心论和白人种族主义偏见,有的甚至公开宣传殖民主义理论。至于国人对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的态度,不外反对、怀疑和接受三种。这种复杂情况直接影响到当时中西方地理学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及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晚清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嘉道之际(18、19世纪之交),由于西北边疆形势动荡不定,以及沙俄、英国在我国北部和东南边疆的窥伺、骚扰,使传统地理学开始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即研究的重心开始由内地转向边疆(主要是西北边疆;研究的目的从为了诠经读史变为经世致用;研究的方法由文献考据转向重视和提倡实地考察。道咸年间(19世纪20至6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的相继爆发,更直接导致了世界地理和中俄边疆地理研究方法的兴起,在研究过程中传统地理学从研究方法到撰述方法都开始发生变化。同光年间(19世纪60至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