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的反文化运动决不仅仅是一场反社会、反文化的激进反叛运动，它的参与者也不限于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嬉皮士”的形象。它承袭了社会中“反传统的传统”的渊源，是一系列以颠覆主流社会为目标的思想和实践的集合。反文化主义者触及了一些美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真理的传统定义的质疑。“反文化”这一术语与其他概念一样，存在着大众印象的偏差和指代的泛滥的痼疾。另一方面，由于反文化运动充斥着道德和感性的元素，无论是历史学家的描述还是批评家的评论，都缺乏一种客观、理性的尺度。本文主要将利用社会学家米尔顿·英格的反文化理论，从反文化运动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及解释，以期给予反文化运动一个较全面、较真实、较客观的印象。论文的第一章提出该话题，并解释了论文所用的方法论。第二章对本文将涉及的反文化运动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界定，以及对其参与者的“嬉皮士”的称谓的解释。鉴于反文化运动所处的复杂庞大社会历史背景，这一章也给予了必要的论述，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反文化运动与当时其他社会反抗运动的相互关系。反文化主义者将重新获得和理解真理作为颠覆旧秩序、建立新道德的重要步骤，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讨论反文化运动的真理观。尽管在反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对理性、科学的质疑已经深入人心，一些反文化主义者在努力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完全摈弃科学和技术的因素。他们发起了名为“适用科技”和“软途径”的运动，力图以科技的力量重建社会的和谐，最终达到人性对社会桎梏的解放。如果说这些反文化主义者在外部世界寻找获得真理的途径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期求通过对社会印记的洗刷来寻求内心世界的真相，而这种过程通常需要麻醉剂的帮助。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加入到麻醉者的行列，吸食麻醉品的过程越来越脱离了寻求真相的初衷，而倾向于纯粹为了获得感观享乐，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麻醉品的禁止和非法化，同时加速了反文化运动的表面化和商品化。反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否定因素，在与文化的辨正关系中，最终使两者得以互相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反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主流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有一部分为新的一轮反文化奠定了基础。本文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全文的观点和发现，并表达了作者所期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