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范围内的物种大交换随之产生,其中烟草作为一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被殖民者引入欧洲后,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面貌。烟草传入欧洲之初受到了教宗、国王等上层人士的反对。随着其萨满外衣的褪去,“药用价值”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烟草逐渐下沉至欧洲人的日常生活,进而趋向平民化、商品化、娱用化。将视野聚焦到英国,烟草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价值:其一是社交工具,在英国绅士文化语境下,烟草成了表达身份地位、彰显涵养的工具;其二是药物作用,在近代有限的医学知识下,烟草被当作祛湿御病的药品,特别是经过航海者与一些社会人士的鼓吹和渲染后,烟草成了无所不治的“万灵药”（Panacea）。伦敦瘟疫期间,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可预防瘟疫的良药。不过,这种对烟草的社会性痴迷也受到理性人士的抨击,后者基于药理和宗教文化对烟草价值提出了质疑。烟草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后,亦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引起政府关注,政府以此从烟草种植、进出口、运输、零售、吸食等方面展开管制:首先,在烟草的种植方面。英属殖民地试种烟草的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发展起烟草种植业,以致形成过度依赖烟草种植的单一产业结构,烟草生产过剩问题愈益严重。在英国本土,烟草种植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用于耕种粮食的土地相对减少,粮价上涨,劳动力流向烟草种植业,关税受损。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烟草种植管制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限制殖民地烟草种植规模、引导其产业多元化,惩治英国本土私种烟草者等。其次,在烟草进口与运输方面。西班牙烟草曾长期主导英国本土市场,同时压制了英属殖民地烟草,荷兰商人则长期垄断英属殖民地烟草的采购与运输,这些对英国关税和船运业均构成冲击。对此,英国政府通过差额税收、规定进口量、任命进口专员等措施予以回击。英国政府规定:殖民地烟草只能由英籍船只载运,且必须运往伦敦征税后才能转运他处,将殖民地烟草采购权交由本国商人,借此垄断西班牙烟草进口并压制荷兰商人。再次,在烟草零售与吸食方面。英国本土的烟草销售市场混乱不堪,零售者鱼龙混杂,掺假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扰乱了零售市场;吸食者过度沉溺于烟草,无所事事,家财流失,身体遭受摧残,民力受损;大量人员滞留吸食场所,其中不乏寻衅滋事者,严重影响公共治安。鉴于此,英国政府着手整顿烟草交易市场,向零售商颁发零售专利许可,派治安法官等官员进行维护,限制烟草无序交易,打击走私贩假。同时颁布相关法令,引导烟草药用,劝导民众减少烟草吸食,以体罚、寓禁于征以及罚款等方式打击过度吸食者。英国政府上述烟草管制措施成败参半。成功之处在于:提升了英属殖民地烟草市场占有率,使西班牙烟草淡出英国市场,令殖民地商品摆脱了对荷兰商船的依赖,利于本土商人,扶持了本国船运业。最为关键的是,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英国政府对烟草业的控制,创造出可观的财税效益。失败之处在于:未能很好限制本土的烟草私种现象,殖民地产业多元化并不理想,专利垄断招致反对,走私掺假问题未得解决。英国烟草管制实践与结果映射出其背景的复杂性、原则的连贯性、形式的垄断性和目标的牟利性。这一切是由英国特殊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尤其与重商主义、王权扩张、财政税收等因素密切相关,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烟草管制是英国政府对外来商品、新兴产业进行管制的典型案例,通过对烟草管制展开研究,可以管窥英国政府将外来商品纳入近代国家政治经济治理模式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