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文化、历史的巨大差异,古典汉诗英译的可译性问题历来就是译家争论的焦点。从诗学、美学和译介学角度切入,运用种子移植和创造性叛逆理论可以有效地扩张古典汉诗的可译性。翻译视域内,中国古典诗歌可译性问题有其历史渊源和理论框架。可译性及不可译性问题缘起于对两种语言、文化构建的差异化认知与对诗歌翻译标准的不同把握。诗歌的本源和诗歌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诗歌翻译应该遵循开放性、创造性原则,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历程对此予以了最好的证明。辩证地看,古典汉诗的可译性问题发端于其不可译的理论,因此必须对诗歌不可译的理论构成进行分析并予以系统分类。诗歌不可译性(或抗译性)主要来自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古典汉诗的诗性语言特点有三:情感载体、重声携韵、含蓄凝练。诗歌主题和形式关系密切,导致翻译过程中“意、声、形”三美不可避免地部分流失;其独特的诗性文化体现在历史、地理、宗教三个方面,迥异于西方文化。对不可译性的系统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为研究诗歌的可译性提供理论参照。诗歌的可译性植根于一个基本事实:人类语言、文化、思维的同质性远大于异质性。人类工作、生活、情感中的相似性远远多于相异性。随着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排山倒海般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语言、文化在相互接触、冲撞和影响的过程中日益趋同、融合,其同质内核得以强化和扩张。这一进程同化、弱化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和隔阂,简化并易化了相互的理解、接受甚至欣赏。很多曾经被认为不可译的文化现象,如今都已经是可译的了。正所谓“海内谁不知耶稣,世人谁不晓佛陀”。在这一背景下,诗歌的可译性也自然而然得以强化和扩张。鉴于文化在古典汉诗的可译度方面构成的困难更为巨大,必须对其进行系统分类分析并深入探讨文化可译性基石——“文化共核”。只要处理得当,古典汉诗的诗性文化在历史、地理、宗教三个方面都是可译的而且可译度很高,文中引用的若干诗歌,曾被认为是古典汉诗诗性文化不可译的证据,如今这些诗歌都已经有了成功的译本,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问题不在于诗性文化不可译或可译度不高,而在于翻译研究和翻译技巧的缺位。扩展古典汉诗的可译性体现在语言方面,主要是对措辞、句法、格律和典故的分析与把握。古典汉诗常用单音词,词义繁杂,词性不定;句法更是多变,省略形式比比皆是;有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格律要求,用典的传统更是根深蒂固。综合运用多种译诗技巧,如文化置换和美学补偿,可以成功扩展古典汉诗语言层面的可译性。在扩展古典汉诗可译性方面,“种子移植”理论助益良多。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苏珊·巴斯内特认为,诗歌翻译的任务是“拆散”原诗的语言材料,然后在目的语中“重组”这些语言符号;译诗并非复制原文,而是创作相似的文本,是“种子移植”。尽管承载原有的基因,种子移植并不等同于克隆,种子必须重新栽种、发芽、开花、结果,而且结出的果实会有所不同。译者的任务就是提炼出承载原诗精华的“种子”,寻找适合的土壤,配以合理的方法予以栽培。这一理论极大地冲击了原有“无限忠实”的翻译原则和对“忠实”无止境追求的翻译实践。因为明确提出了翻译就是再创作并为此正名,“种子移植”非常适合源语和目的语差异巨大的中诗英译。“种子移植”理论是“创造性叛逆”的自然延续。诗歌翻译,尤其是古典汉诗英译之难人所共见。克服译诗困难的前提就是要鼓励译者放开手脚,必要时大胆实行“创造性叛逆”。古典汉诗译者对原诗的适度背离甚至叛逆既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创造性叛逆是如同光谱的连续体,不同的译作不位于也不应该位于同一位置,但是所有译作都未曾脱离光的母本——太阳。傅雷认为:“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前提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满,越来越光辉灿烂。”古典汉诗的可译性必须予以扩展,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并正视翻译难点。但克服翻译困难不等同于逾越翻译界限。译者的身份决定译者如同风筝,可以和原作有一定距离但不可以飞离原作,否则就偏离了翻译的基本准则。辩证地看,所谓“创造性叛逆”,“叛逆”和“创造”都是为了更好地“译”,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译”而非“创”,“创”只不过是手段和方式而已。林纾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并未脱离原作的蓝图,由此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反观庞德,余光中先生说庞译唐诗中一些译作“借李白之口,舒庞德之情”,此为“叛逆性创造”。在这种情况下,“译”为名,“叛”、“创”为实,原作不过是给所谓的“译者”提供了一些材料和灵感罢了。尽管这样的所谓“译作”同样具备译介学价值,但是已经脱离了翻译的“安身立命”之本。如果说诗歌翻译是翻译艺术的王冠,那么古典汉诗的英译就是王冠上璀璨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看,古典汉诗英译是东学西渐的发端和顶点,曾直接导致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兴起。打碎古典汉诗英译的桎梏,承认其创造属性,综合运用多种策略适度扩展其可译性限度,这颗明珠才能更加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