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11月的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确立了“走出去”战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要一步。政府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到国外投资,促进商品和服务出口,从而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和知名品牌。2004年,中国进一步提出扩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再一次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自提出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走廊。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空间集中,并集中在某些产业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作为政府鼓励政策切入点,研究该政策的有效性与外部性,即政府鼓励政策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驱动作用下的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其结论能为企业投资实践提供具体指导和国家制定OFDI相关政策提供对策建议。为了研究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的有效性与外部性,即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企业OFDI行为是否存在驱动效应,以及在驱动效应下的OFDI是否带来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与《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进行匹配,构建断点回归(RD)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企业OFDI行为的驱动效果进行分析;其次加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得到微观层面企业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的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企业生产率方面的影响,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有:(1)《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显著驱动了企业OFDI行为产生;(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对提高生产率效果并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在增强;(3)政策驱动型OFDI比非政策驱动型OFDI,更能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4)投资动机、东道国技术水平、母国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的性质、企业是否出口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OFDI的生产率效应,但是不同的类别以及细分下的结果也有差异。最后,本文还从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在企业战略方面:(1)企业要增加技术导向型OFDI;(2)合理利用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政策;(3)国有企业OFDI要审慎利用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4)民营企业OFDI要积极利用自身企业异质性的特定优势;(5)出口型企业要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在宏观政策方面:(1)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现有政策的普适性和公平性;(2)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3)完善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