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是政府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手段，合理的政府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政府支出规模及其支出结构问题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支出问题，而经济增长并不能够真正代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产生污染，减少居民福利水平，“闲暇”消费，产品占有和收入分配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很难从经济增长指标中反映。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快速增加，但是，影响社会福利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日益严重。所以，基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研究，既是政府支出规模及其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又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社会福利的视角构建了两个理论模型分析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一个是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政府支出一福利效应模型(EGWE-MODEL)；另一个是基于世代交叠的政府支出一福利效应模型(OLGGW-MODEL)。从两个模型推导中可知，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内在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福利水平的角度，推导出存在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其相应变量的最优值。　　 在评价相关社会福利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数，并利用各年度数据对中国和不同省份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实证测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不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但二者之间的增长变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较大，而社会福利指数相对较小，经济增长率的年际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社会福利指数的年际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带来社会福利指数的同步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对社会福利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用GDP的增长率来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是十分不妥当的。　　 本文对衡量政府支出规模及其支出结构体系的指标进行了设定，并以我国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其内在规律性。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政府支出总额也持续增长，而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呈现出下降趋势，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仅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投资性支出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成为政府投资性支出的主体。社会文、教费所占比重逐步增加，但仍然不是政府支出的主体，国防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明显下降，财政支出由中央政府集权模式逐步向地方政府分权模式转变。　　 然后，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之间所存在的相互联系。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总规模、公共服务性总支出、地方与中央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中央政府支出所占比重都与社会福利水平成正相关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地方与中央政府投资性支出、行政管理性支出所占比重都与社会福利水平成负相关关系。无论是政府支出总规模，还是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变量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都存在“Armey曲线”，都存在最优支出量，但是，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投资性支出太高，公共服务性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所占比重都大大低于其最优值，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支出远远大于其最优值，减少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革行政管理模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最后，本文提出了优化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体系的政策路径。“适度扩张”与“合理控制”我国政府支出总规模；减少对经济发展直接干预的投资性支出，进一步加大农业和基础性公共投资，适度削减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性补贴，逐步取消企业亏损补贴；进一步理顺现有“分税制”下的财政支出上下级政府结构，适当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增加公共服务性支出的比重，优化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内部结构：进一步减少与优化行政管理支出；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稳定国防开支，加强质量建军。